周夢蝶、洛夫、商禽、鄭愁予、瘂弦……毫不誇張地說，他們打睜開眼睛，認識這個世界開始，就沒有離開過戰爭，沒有離開過動亂。他們生命的主調，是不確定，不知道自己明年會在哪裡，會過怎樣的生活，甚至不知道下個月會是如何。
三個月前，他們不知道自己三個月後會集體逃亡到台灣。在台灣，他們不知道甚麼時候可以回到大陸，一個月、一年、三年、五年，時間向前流淌，他們也不知道自己最後竟然會終老台灣。
因為那不是他們選擇的。生命中沒有太多事是自己可以選擇的，尤其是愈重要愈關鍵的事。他們的生命特質，是海德格所形容的「被投擲性」，無法解釋、更無法溝通的巨大力量，把他們拋進這個世界，又把他們從這裡拋到那裡，浪頭怎麼來，他們就怎麼被沖刷漂流，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樣的生命、生活，當然是不安、焦慮的。但還不只如此，他們連要表達不安、焦慮的自主空間都無法擁有。表達的工具、管道，都是被控制、被監視的。他們沒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恐懼，也沒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悲哀，甚至沒有權利表達想家的情緒。
如果表現了害怕，擔心不知道明天在哪裡，擔心毀滅就在時間的轉角，那麼他們很有可能就以「打擊反共民心士氣」的罪名被抓了。如果出於懷鄉，描寫家鄉的美好，流露出多麼希望能夠身處家鄉的感受，那麼他們很有可能就以「為匪宣傳」的罪名，有「投共」企圖的罪名被抓了。
在不確定、恐懼、災難、痛苦之上，還有巨大的政治威權壓抑。沒有合法性，沒有正當而有效的語言、方法來表達如此真實且強烈的靈魂騷動不安。
那十年中，台灣現代詩產生的背景，和西方現代詩誕生的社會、思想、美學條件，因而陰錯陽差地緊緊扣搭在一起。同樣的騷動不安，同樣的無法依賴傳統語言來表達，同樣地迫切需要一股「安魂」的力量，只是台灣現代詩的騷動不安不是源自工業化、都市化帶來的變亂，而是源自更激烈、更戲劇性的戰爭、死亡、毀滅，還有政治上的管制與壓抑。
我的偏見──以非日常語言來探觸靈魂的不安，這種現代詩只能產生於那個時代。
快速地，七○年代新起的詩人與詩，已經無法真正掌握之前「黃金十年」的作品了。不再能夠探觸周夢蝶、洛夫、瘂弦、商禽……這些人的詩的悸動，真正承擔損失的，是我們，是台灣社會。
人們不再理解他們，他們會被遺忘，相較於他們經歷過、承受過的種種折磨、痛苦，那實在是小之又小的損失，對他們而言。不再有人背誦瘂弦的詩，不再有人被洛夫的〈石室之死亡〉震撼，不再有人知道商禽是個傑出的詩人……那又怎麼樣？對他們，走過看過許多，已經在人生邊緣上的境界，是沒怎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