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自衛：因為警察逃走，當地學生與年輕人便充當臨時的警察，在每個鄉鎮街口進行來守衛。
3. 武裝行動：因為擔憂國民政府軍隊衝出來攻打市民，民兵包圍嘉義水上機場、雲林虎尾糖廠飛機場等駐地。這過程也有民兵希望可以用飛機飛到東京去尋求救援，但因為戰後飛機沒有修復，決議最終沒有成形。
只有陣頭法器、鋤頭也要挺身保衛家園 茫然「戰中代」處境：他們沒那麼相信「祖國可以帶來新的未來」
武裝反抗部份，李思儀說當時人民擁有的武器極少，頂多帶著日本刀就上接了，「可以想像帶日本刀是近身防衛的，根本不是想要攻下飛機場。」當時也有一些身為「兄弟人」的地方青年甚至帶著宋江陣的法器就上陣，這些法器當然是殺傷力低落。
武力較佳的，或許就是學生們在學校、鄉村蒐到的日軍遺留武器，當時開著卡車載去砲擊水上機場；戰力最強的是水上機場外圍第一排鄒族部隊，係日治時期被征召到海外的日本兵，有實戰經驗，穿著日軍軍服就下山來幫忙了。「有些國軍記錄、政府後來報告說好像有日本人參與武裝抗爭，但其實不是日本人來幫忙，他們只是剛好穿著軍服。」李思儀說。
多數參與者雖然是沒有去過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場的年輕人，最多只受過防空訓練，連拿槍都不會，但為了保衛家園，年輕人一一挺身而出。李思儀說，年輕人是從廣播電台聽到二二八事變狀況的，「鄉下地方就是村裡那台收音機，會播嘉義情況，整村年輕人就會聚在收音機旁邊聽消息，聽到嘉義狀況很危急就希望各地來營救嘉義……」
談起當時參加反抗的這群年輕人，李思儀說他們是所謂的「戰中代青年」，約莫出生於1930年完全受日本教育、跟李登輝同年的那代，他們從小受到日本教育，對台灣母語也可能不太會講，接著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看著台灣變成中華民國。有些聲音會質疑：這群年輕人在二二八反抗，是想回歸日本嗎？李思儀認為不是，而是對自身前途的茫然。
「他們在戰中其實很茫然，以前那套日文無法再用了，都要重新學，這對他們是很徬徨的事情……他比較沒有像前面那一代（日治時期）參與社會運動像台灣民眾黨啊、小林獻堂那一代的中堅份子，在這一輩比較沒有像前面那個世代那麼相信『祖國可以帶來新的未來』的想法……」
李思儀說，對於中華民國政府，這群年輕人一開始也是在觀望，直到發現中國好像真的像日本人講的「中國不那麼強大，日本教育有宣傳中國生活不好、士兵很差」，不滿與茫然也就此爆發──就李思儀所言，二二八武裝抗爭或許不只是單純的官逼民反，也是年輕人在看不到未來的徬徨下力爭一條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