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電信詐欺集團已有數十年發展的歷史，生活在台灣而未接收過詐欺電話、詐欺郵件者恐怕絕無僅有。然則，詐欺網絡如此明目張膽，綿衍擴張，台灣在司法上的輕縱輕放以及跨國電信查緝之落伍，不僅無法禁絕電信詐欺，甚且讓台灣成為騙子的的養成所，縱容集團境外另築樂園，行騙四海。
面對組織性犯罪，就必須以組織性司法力量面對，跨國合作，交錯盤詰，破解網絡，才可能連根挖起，阻絕集團力量之再起。且不論台灣社會對於司法管轄權的理解本就傾向於「屬地主義」（否則2010年英國商人在台灣酒駕撞死送報生，肇事逃逸，台灣何必群情激憤，要求引渡回台服刑？），就國際外交司法互助原則，乃至偵緝實力原則而言，大陸司法機構此次的跨國行動，正是擊破電信詐欺集團，還給受害者公道的一次機會。
民進黨習慣於扮演受害者代理人的角色，藉由受害者的優位鞏固政治上之權位，立委段宜康等人在立法院的聲嘶糾纏，試圖奪回台灣人做為「受害者」的角色，然而，就兩岸之間人民對於罪與罰的共同期待而言，發飆指控惡霸中共與親中勢力之共謀，恐難再奏效。或許，我們最終要問，當社會整體沉淪的時候，是什麼樣的機制讓這些為居要津的綠營菁英浮起，而且「永遠浮在頂上」？
杜斯妥也夫斯基在19世紀的疑問，於今，我們不禁要再問一次。
＊作者為「國際知識集體」INTERCOLL（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Intellectual）亞洲地區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