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起義失敗、達賴喇嘛出走印度60周年之際，伯恩大學西藏問題專家鮑倫茨教授。她說，藏族年輕人學習中文不代表他們因此而受到壓迫，但壓迫現象的確存在。
德國之聲：您上回去西藏是什麼時候？
科爾馬─鮑倫茨（Karénina Kollmar-Paulenz ）：2008年。那以後研究者無法取得到西藏進行實地考察的許可。作為藏學工作者，我們使用社交媒體，但不是暢通無阻，因為如果我們的問題太具批評性，會影響到當地朋友和熟人的安全。於是，我們不會提太敏感的問題。
德國之聲：就您掌握的情況，藏人在家鄉的確受到壓迫嗎？
科爾馬─鮑倫茨：我想可以這麼說。這是因為中國政府實施的少數民族政策。這一政策數十年來沒有發生變化。理論上，少數民族享有地區的自治權，他們在當地的機構裡都有代表，但不是沒有前提：如果少數民族的文化認同表現強烈，藏人還要加上宗教認同，會被看作「國家統一」的最高原則受到危害。而這一傾向會被試圖化解，或者打壓下去。
德國之聲：在藏區存在著支持藏獨的傾向？
科爾馬─鮑倫茨：存在。我想，尤其在年輕一代，不滿情緒在加強，過去二十年來，西藏修建了許多基礎設施，尤其在西藏東部。本世紀初以來，原來的游牧生活形式逐漸改成了定居，這是對藏人自決權的干預以及對其自我文化認知的侵犯。青年藏人從事收入低廉的工作，被外來移民搶走飯碗，因此他們發展的前景暗淡。再加上中國政府不斷對達賴喇嘛妖魔化。這些因素引發人們不滿，助長「我們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民族」這一趨勢。
德國之聲：您是否認為「西藏文化受到威脅」？中國政府扮演怎樣的角色？
科爾馬─鮑倫茨：這裡很難做一個過於簡單的評估。中國政府為保護藏人文化的確做出了很大努力，比如，出版了大量包括藏傳佛教在內的藏文書籍，尤其是在西藏東部。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推動和落實了很多藏文項目，藏人當中也有藏學研究者。一些藏傳寺廟被修復，多半在西藏東部，那裡吸引了更多的游人。在西藏其它地區則不是這樣。與此同時，出現了另一個發展趨勢即「博物館化」，比如原本在寺廟進行的宗教舞蹈現在挪到舞台上，給游客觀看，這樣，這些舞蹈原本的含義便喪失了。
德國之聲：這些年間，中國的西藏政策是否發生過變化？
科爾馬─鮑倫茨：1994年中國政府發出對藏傳佛教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呼籲，此前，喇嘛以及僧侶可以短期前往印度聽佛經課，包括聽達賴喇嘛講經。後來這種旅行受到限制。
最明顯的變化發生在1995年，北京政府指定了十一世班禪喇嘛，此後，西藏的寺院受到更嚴格的監督，其管理機構添入了外人，這些人監督寺廟內的行動。與此同時，增加用於監督的技術設備，為達賴喇嘛祈福的儀式也被取消了。喇嘛和僧侶都需經過培訓，他們必須對國家表現忠誠。另一方面，國家讓喇嘛和高層僧侶擔任官職。目前，大概有為數過半的喇嘛擔任著行政官職。但這樣的做法在藏人當中反響並不好，他們認為這是受賄或者被收買。在分析了自焚者的最後聲明後，我們看到，僧侶自焚的地點多是在國家機關附近，而尼姑自焚總選擇寺廟附近。這是再強烈不過的抗議手段了！一般而言，這些最後的聲明不是同達賴喇嘛有關，就是同藏人的民族認同有關。由此可以說，中國政府並沒有控制住西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