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的過程中，因為利益與價值觀的歧異，對立是難免的；在民主政治的運作中，由於牽涉權力與理念的競爭，衝突同樣無法避免。這些衝突與對立固然激發出選舉時的動員能量，但也因為這些對立而使我們的民主逐漸失去了解決問題的能力。我雖然明知此理，但往往因為缺乏同理心，缺乏慈悲的善念，缺乏足夠的包容寬度和瞻矚高度，更因為經常急切求成，甚至爭強好勝，而添增了太多爭戰的柴火，引發了過多、過猛的衝突。
同時也由於開闢的戰場過多，點燃的戰火過旺，引爆的對峙過強，我確實已經失去超然於黨派鬥爭與社會衝突之外的立場，再也無法發揮調和、緩衝與凝聚的作用。這些功能正是國家領導人最能給力也最應用力的地方，奈何我已招怨各方，成為負能量的淵數，再也無法為團結發出正能量。
或許因為2016年行政權與立法權都以絕對優勢掌握在民進黨手中，因此在全面執政的態勢下，執政團隊產生權力的傲慢心態，不僅將現實的權位、政策與資源全盤捧走，也制定了有違憲之虞的不當黨產與轉型正義條例，對過往的威權體制作為及相關資產進行清算與鬥爭，因而破壞了朝野政黨的團結空間，也招來民主倒退的質疑。儘管我誓言要將台灣的民主向前推進，不要停留在兩個價值觀的對決，而是變成不同價值觀的對話。其它所以的改革亦乎如此。但誠如大家所見到的那樣，我們所推動的所有改革都演變價值觀的對決、利益的衝突、朝野的對立。這不是我的本意，我一再說要謙卑再謙卑、要成為最會溝通的政府，但因為操持不當，我點燃了全面性的烽火，在勞資之間、環保和能源領域上、軍公教年改問題上、同性婚姻爭辯上、乃至統獨問題上，都把國家推到宛如你死我活的尖銳對抗上。我立意打造一個沒有被意識形態綁架的「團結的民主」，現在顯已徒託空言；坦然的說，我本人要承擔一切責任。
令人遺憾的是，近三年來不僅社會各層面的互動關係與溝通功能全面惡化，兩岸之間關係也搞僵、搞擰、搞壞了。兩岸關係是台灣生存發展的關鍵因素，也是建構區域和平與集體安全的重要一環。這個建構的進程，我決心致力維持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透過對話和溝通，建立互信，有效解決爭議。然而，基於台灣主權不能因為承認一個中國原則而被限縮的堅持，我絕不能承認1992年兩岸兩會達成共識的所謂「定海神針」，由此而使兩岸關係急轉直下，不但官方關係斷絕，連帶影響了兩岸之間經濟、貿易、文化等各層面關係，台灣的外交關係備受打壓， 兩岸人民之間關係急劇惡化，台灣的庶民經濟更受嚴重衝擊。
這些苦果是顯而易見的，追根究底，中共當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霸道行徑要負最大責任，台灣在野黨與部份民眾基於意識形態與一己之私而與中國裡應外合也難辭其咎。我確信台灣絕大部分民眾不能接受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也確信美國、歐洲、日本及世界上其它與我有價值共信的盟邦是台灣的強有力後盾，一定可以確保台灣的安全，粉碎中國併吞台灣的陰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