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十九世紀開埠以後，在政治上未明確靠邊站，即使要歸入任何一個政治陣營，執政者都會意識到保留灰色地帶的重要性。英國政府一直將不同的殖民地、離島塑造成避風港和公司註冊地，便利其商業行為和發展，香港做為中轉港和金融中心的角色，也是因為國際形勢和英國治理方針而產生。
自九七以後，中共讓香港反對派繼續參政、外國政府駐外機構和國際組織在香港屯駐，也就是要令外國繼續相信一國兩制實行下，香港會維持過往的開放度，與中國大陸在政治和制度上保持一定距離。雖然中共知道香港保留模糊空間的重要，但「顛覆政權基地」、「外國間諜中心」等如芒刺在背，都成為中共揮之不去的夢魘。二○○三年五十萬人上街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也成為中共調整對港方針，加強政治介入的分水嶺，一些原來刻意保留的模糊空間也隨北京強力介入而逐漸消失。
這次修法值得注目的地方就是，香港本地商界近日對修例的抗議力度遠超過大家預期，港府也因此亂了陣腳。單以此事來看，香港商界代表在中共兩會期間仍能在香港、北京兩地發表反對和憂慮的意見，親中派仍未強烈選邊的表現，某種程度也反映北京在此事上並未強力表態。同時這次修例已經從本地事務升高為兩岸和國際層次，中美貿易戰戰火延續，台灣明年將會舉行總統和立委選舉，政治形勢變化亦令港府修例面對更大阻力。
傳北京限期完成二十三條立法
引渡修法或許不是北京下達的「硬任務」，故親中派可以各有不同意見，而政府也可以另覓出路解決逃犯問題。不過，兩會期間傳出北京政府要求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需要在二二年的任期結束前，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也就是針對第二十三條所提到的叛國、分裂國家、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顛覆國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等禁止行為，另訂法律予以規範。
相比之下，《基本法》二十三條更是香港政府各種政治任務當中爭議最大、影響最廣的硬任務，問題遠比引渡修法來得深遠。
＊作者為專欄作家，本文原刊《新新聞》1671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