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第三天，我一直聽到外面有幾萬人，但我一直沒有概念。直到我第三天從青島東路走出去，我看到滿坑滿谷的人，被眼前的畫面強烈的震撼。心裡想『哇賽，真的搞那麼大⋯⋯』印象很深刻是那一踏出去的瞬間，看到很多人的衝擊感，很難言喻的感覺，那時候心裡很衝擊。」
林飛帆說「大家在談運動領導者的時候，說我們是領導者，但我們都知道實情不是那樣，很多時候大家都是被推著走的。」
從野草莓走過：是什麼樣的時代土壤，長成了太陽花？
林飛帆認為，當年318是很多股力量的結合。第一股是反國民黨，第二是對中國因素很關注，這跟反國民黨很重疊；另外，是並不反對國民黨也不太關注中國因素，而認為民主程序被國民黨破壞，這些人是對民主信仰的一群，也為數不少。除了這三股力量外，還有另一群人，在意的是自由貿易，有許多左翼份子是在這股支流裡面。
「我認為是有這四股力量匯集」他說，「而我覺得跟現在社會不太一樣了。」
「從2008年那幾年大大小小的抗爭不斷，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社會各領域，各種議題都在抗爭。青年運動也是一環，以學生為主，是好幾年下來的累積——大家想要扳倒國民黨，尤其是兩岸政策——從ECFA到兩岸服貿，中國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進入臺灣，這強烈的不信任不斷累積，是導致運動規模這麼巨大的主因。
不過，以學生運動而言，林飛帆提到早期學生運動強調學生的特殊性，就像是90年代後學運的發展強調學生身分的特殊性。「這可能是一種道德高度，但是在2008年野草莓學運時期是一種拉扯，一方面，運動者想要保有學生的特殊性，又想要涵蓋整個社會的氛圍，那時後內部就一直有辯論，如何面對社會？如何跟社會協調？這種種問題，也引導到學運長期的辯論——『到底要不要政治化？』這是一個持續不斷辯論的議題。」
2008年野草莓學運後，學生跟社會的關係更為緊密。除了學運社團串連之外，NGO也是。一切才慢慢演變成2014年318學運的模樣。這個過程是學運慢慢過度到比較成熟的狀態——學生不需要標榜是一種站在道德高低的形象，反而在社會不同類型的團體去合作。
野草莓學運當時成了許多學生關注公共議題的行動啟蒙，運動結束後，林飛帆當時將戰場轉移至成大校園，並且開始跨越南北串連學生社團。他談到，「以我自己經的經驗，南部學運社團雖然有歷史，但是比較斷裂的，在臺北的狀況不一樣，跟臺大的狀況也不一樣——臺大從大新、大陸到改革性社團，慢慢發展起來的路徑相對是比較完整的，中南部社團有些歷史上的斷裂。我剛進成大時候想要找過去學運社團的遺跡，我覺得資源上的落差中南部是自行學習、沒有人帶的，比較少學長姐傳承下來的脈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