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部長新聞稿中強調「國民是文化創造的主體，不該由國家由上而下，更不該為上位者與政治服務，會把國民視為文化發展的主體」。讓人眼睛一亮，這是當代文化治理的基本原則，卑之無甚高論，然鄭部長這個時刻重申「文化至上」的概念，仍有其深意。
文化難免政治，但需超越政治
文化事務其實很難完全免於政治成分，文化政策代表執政者的主體思考及價值觀，「政治性」十足。尤其在長期威權統治之後，本土政黨提出與國民黨有別的政策，有其必要性與現實意義。以兩次政黨輪替的時空環境來看，文化部門繼續把握主體性，以台灣的歷史與時空環境為中心，衡量文化的發展性，並讓它開花結果。然而，文化業務有其客觀性與專業性，也需具有前瞻性與包容力，從首長到行政人員，容或有個人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但一旦執行公務，從政策制定到業務推動，都需超越意識型態。
鄭部長新聞稿或接受訪談時提到諸多文化觀點，基本上都很重要，包括必須持續性、長期性推動，也要時間沉澱，無法立竿見影，要一步一腳印的潛移默化。她也瞭解文化底蘊本來來自國民素養，文化事務不是文化部門的獨占性業務，它同時存在政府其他部會、民間企業、社團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各行政部門的政策、設施都應有文化思維，期盼她能順利推動。
為因應數位匯流趨勢，鄭部長計畫在文化部成立文化科技司，這是她的初步構想，尚無具體步驟，卻是新官上任的一大亮點。組織調整往往影響施政的重點與價值觀，重視人文科技的用意甚佳，事實上科技的發展及運用，確實可以提供文化藝術不同的呈現載體，以及展演形式更多元的可能性，而現代影像與藝術的創作、展演也已常結合科技作跨界的呈現。不論科技如何進步，留住人目光的還是這個載具、平台的「內容」以及創意人才。推動文化科技有其必要性，但是否有需要設一個司？這個文化科技司與現有的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司、掌管數位、視覺與表演的藝術發展司，與督導動漫的人文出版司如何分工？
掌握文化藝術的內涵，是最大挑戰
鄭部長在新聞稿中感慨過去三年，「台灣損失幾位重要作曲家、表演藝術家、詩人，他們的音樂與文字都是重要的台灣文化遺產。然而，他們離世的消息，卻鮮少進入主流媒體輿論，也幾乎不為國人所知。」這些字句反映鄭部長的人文關懷，但論述上稍稍有些跳躍，沒注意文化變遷的時空性及不同時期的藝文生態。
以三位先後榮獲國家最高榮譽（國家文藝獎、行政院文化獎）的作曲家而言，郭芝苑、蕭泰然在威權時期的確長期受打壓，但晚年否極泰來，備受尊崇，這是遲來的正義。堅持本土創作路線、個性謹慎的馬水龍，則一直是台灣音樂的主流，他過世時門生故舊自動辦了幾場紀念音樂會，媒體也廣泛報導。這兩、三年折損的另一位台灣重要音樂家是徐頌仁，只因家屬刻意低調，連告別式都未舉辦。當前本土藝術家不太容易被輕忽，如果新聞報導不夠，不為國人所知，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偏重逸樂取向，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文化大拜拜，非當務之急
根據新聞稿，鄭部長上任後要盡快舉辦全國文化會議，讓朝野、民間對文化事務有對話的機會，也具宣示文化的重要性。以往國、民兩黨政府皆曾舉辦大規模的全國文化會議，但效果不彰，難有具體效果，鄭部長不應把全國文化會議視為施政的優先順序。
問政理性、邏輯清楚的鄭部長雖是文化行政新手，但以她宏觀的視野，又有歷任文化首長少有的施展空間，免於政客不必要的文化困擾，若能知人善任，必然很快上路。不過，在朝長野消的大環境下，仍應避免泛政治化的操作，並引以為戒，讓文化有落實與成長的空間。面對繁雜的文化事務，鄭部長主要功課應該是在概念性的敘述之外，思考如何掌握文化藝術的內涵、質感及其時空變遷？她的施政會受到各方的監督與檢驗，對於這位年輕部長，我跟許多人一樣充滿期待。
＊作者為前台北藝術大學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