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陳家港化工園區爆炸案是繼2015年天津港惡性爆炸事件之後，又一起重大的安全生產重大事故，至今已有至少78人死亡，數百人受傷。災難來得併不突然，位於響水縣境內的化工園區過去每一兩年就發生一起安全事故，當地官員曾喊出「寧願被毒死，也不願窮死」的口號。為什麼中國安全事故發生得如此頻繁？沾血的GDP在中國迅猛增長的經濟中佔多大比重？中國政府處理重大安全事故的方式有哪些與眾不同之處？
嘉賓：北京公共衛生治理項目負責人賈平；旅美時評人橫河；前安徽省檢察官沈良慶
前安徽省檢察官沈良慶表示，安全生產事故頻發背後反映的是制度性缺失，因為很多安全生產事故都存在政府管理部門和企業安全生產管理的失誤問題，存在不作為和亂作為的權力腐敗問題。安全生產是有成本的，會降低利潤。在權力不受監督和制約的情況下，政府和企業都難免會腐敗，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樣它就缺少提高安全生產成本、降低利潤率和經濟增長率以及減少財稅收入的心理。安全生產缺少監督是政府、企業和輿論這三個層面上的問題造成的。政府層面來講，中國是一黨專政的集權國家，中國政府並非民選政府，無需對選民負責。官員眼睛都網上看，對上級負責就行。GDP上去了，經濟發展了，我就有政績了。因此他們就不會把地方民眾和企業員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從企業層面來看，中國也不存在獨立的工會，官方的工會不僅是個擺設，甚至還有副作用，成了一個打壓勞工的維穩工具，因此它不可能有效監督企業的安全生產問題。輿論層面上，中國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資訊不能自由流通，所有媒體都是官方的宣傳工具，網際網路在中國大陸實際上是個區域網，所有資訊都得到嚴格審查，會過濾掉政府不希望你看到的資訊。因此就不存在輿論監督。
沈良慶認為，在現行體制下是沒法解決低人權發展模式問題的。按照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沈恩的說法，要以自由看待發展。如果真以自由看待發展，那麼經濟發展首先是為滿足人的需要，所以其他一系列制度環節也就要跟上，就要有憲政轉型。沒有憲政轉型的話，經濟發展要想不侵犯人權，不帶來環境污染等問題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就沒有一個真正的公共選擇存在。制定公共政策本來是個公共選擇的問題，公共政策公眾決定。但沒有憲政民主的體制，這就不可能。其實是一個黨在決定，由政府官員們在決定。所以沒有體制轉型的話，這個問題是個無解的問題。
北京公共衛生治理項目負責人賈平表示，我們國家是一個威權主義的政府和體制，很大程度上資源掌握在政府手裡。所以政府官員們應該要有擔當，擔當起為民服務的責任是最起碼的。第二，事故之後光開會不行。他們把各種登記、註冊和填寫報表之類的事當成了解決問題的本體，而忽略的安全生產這個真正的本體。所以一定要在治理上下功夫，這是個很細的問題。管理企業要把每一條通道都理順，不管是上下級之間的通道還是資訊管道，而且一定要制定出非常清楚的規則。另一個重大問題是缺少多元參與。響水當地的居民是離這些危險最近的人，是利益最受影響的群體，他們最有發言權。而且他們也可能預先料到這些事情發生的可能性。所以你問了他們的意見沒有，他們有沒有表達的管道？很多官員只有炸了之後才知道一些情況，他們不可能天天都豎著耳朵聽。民間老百姓對這些問題是知道最多的，但他們的表達管道被堵塞了。而這背後牽涉到了利益機制和利益交換的問題。
旅美時政評論人橫河表示，在古代是政權神授，在現代是政權民授，而共產黨的政權既不是神授也不是民授，所以之前毛澤東就把鬧革命作為替代品，繼續革命失敗後，就用經濟發展作替代品，這成為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基礎，所以一定要有非常高速增長的GDP。安全生產有環境代價也有人權代價。這場爆炸中這麼多人喪生，而其實這之前這些企業就都有污染的情況，民間抱怨聲很大，但官員們故意不聽到。因為整個制度設計就是如此，地方官員只為保住自己的烏紗帽。他們為什麼對預防不感興趣？因為預防是花了錢卻討不到好處的事情。花了錢，影響了GDP，但預防的效果看不見——不出事故看不見，出了事故才能看見。所以按照制度的設計，這些官員們的做法是，一旦出了事故就封鎖消息，以及把壞事轉化為好事，比如展現怎麼救災，怎麼把黨的關懷送給民眾。這種方式成本低，但是效果往往更好。若處理得好，還有升遷的可能性。他們瞞報死亡人數並不冒風險，因為上面其實也希望你報個低一點的數字。只是他們不來編這數字，讓底下來編而已。所以這是個制度設計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