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是井澤等人家在熊本，從鹿兒島到石垣島來，在當地從商。業務中屢次駕小船航往胡馬島（釣魚台），其中一次不幸遭風漂到福建。福建海防當局把鹿兒島、石垣島間的長途，誤認為胡馬島、石垣島間的短程。連這些主要地理長短概念都弄不清，自然不會精確紀錄「漂入」和「航往」之別。假設井澤欲隱瞞其航往清國胡馬島實情，那根本沒必要供出胡馬島之名。可知井澤不是欺騙，而是語言不通。
四件中劉教授刻意回避的第三、四件，是日清間一往一復的正式外交公凾，日本往凾稱井澤「向胡馬島航往」，等於將「漂入」更正為「航往」。清國復凾照錄日本凾中「向胡馬島航往」等原文，並云准此呈報上級並通知各有關官員。句意顯示井澤航往胡馬島沒有問題。
第一、二件井澤供詞中，敘述胡馬島離台灣相近，本想先去台灣求救。我們知道，石垣島以西一個無人島離台灣不遠的，不是台灣北方三島（彭佳嶼等），就是釣魚台，別無可擬。假設福建海防當局認為台灣島東北方有清國屬島，必然會想到胡馬島就是釣魚台，懷疑井澤是否有意侵犯國界。海防官員最應該有此概念。
這不過是假設，實情是釣魚台自古以來都在明國清國界外，官員不可能懷疑如此。遍尋日清間往返公文，除此外從未論及釣魚台，唯有此為獨一無二，極具價值。
前此數百年間，有多達一百餘種史料顯示釣魚台為無主地，本件相形遜色，不算最佳。內閣府為什麼專門舉此為根據呢。大約日本政府重視它是一件近代以後法理有效的公文。若論數百年來的史料，西元1534年冊封使陳侃《使琉球録》寫到琉球人領航渡過釣魚嶼海域，是為最早的釣魚嶼記載，發現者、命名者均應是琉球人。
兩岸政府主張一本航海針簿《順風相送》成書於西元1403年，書中最早紀錄到釣魚嶼。此說真偽尤須辨駁。該書分卷首、卷上、卷下三部份，卷首、卷上是西洋，卷下是東洋。卷首、卷上記載測緯術多處，卷下不記載。卷首、卷上記載測水深、探海底多處，卷下不記載。卷下應是後來附加的，性質獨特，長崎的葡萄牙人、馬尼拉的砲寨，以及釣魚嶼，均在卷下。長崎開阜於西元1570年，馬尼拉築寨於西元1573年，可知卷下的釣魚嶼是西元1573年以後的記載。不僅如此，卷下所載釣魚嶼航線之一，採用偏北方向，不經過台灣島，乃其餘諸書所譏斥的琉球人航線。
歷代冊封船從福州往琉球，馬祖列島是必經之地，實為釣魚嶼航線西界入口。清國台灣總兵陳倫炯《海國聞見録》內〈天下沿海形勢錄〉將馬祖列島南北竿塘及東引島排列在福建海防南北外線上。說明由此而外都是海防所不及，一條釣魚嶼航線全在海防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