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只是「共和政體」或「議會政治」。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便是以享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權的「個人」為社會基本單位。社會上各份子，儘管真有貧富之分，賢愚之別，但是他們各個人的「所以為人」的基本條件是誰也不能侵犯的。舉例以明之，在這個原則之下，一個有錢的「人」便決不許拿他的錢去侵犯另一個「人」的人權，而娶她作姨太太。天賦人權，是一個人應有而只應有一個配偶；你不能因為有錢而要強迫另一個「人」只能有半個配偶，或幾分之一的配偶。
再者在民主的生活方式中，一個份子的「人權」也是不許自動轉移或出賣的。若有人焉甘願賣身為奴，降志為妾，也是現代社會所不許的。一個社會，以享有基本人權的個人為本位，而不以家庭，階級，或基爾特（guild）為基本單位的社會，謂之個人主義的社會。
這種以各個人為基本單位，然後進而求個體間之共存共榮以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便叫做民主的生活方式。議會政治和共和政體只是這一種生活方式的副產品，而非其本質。正因為如此，議會政治雖然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政治，但是「多數人」並不能為所欲為。因為「少數人」亦有其不可剝奪之權利（inalienable rights），「多數人」不能像共產黨那樣一陣舉手或投票，就可把少數人不當人。
這一點是搞「新民主」或「革命民主」的權力人士，和他們底理論家們所不能理解的。因而在現代化的民主社會中，國人服膺了二千餘年社會制度和道德規律的價值，都有重行估定的必要了。
試舉「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來說。我們如反對「君為臣綱」，五十年前的康梁聞此言，一定要怒目相視。但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人，除最反動的沙地阿拉伯的「王上」之外，恐怕無人敢說不應該了。
再說「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當今縱使最保守的頑固派對這兩綱的解釋恐怕也和科舉時代的人不同了。父慈子孝，夫唱婦隨，原無可非議，而且是任何文化所共同提倡的道德規律。但在我國傳統的社會中，父子、夫婦的關係並
不止於慈、孝、唱、隨而已。我們的綱常事實上是權威。一個家庭中，父親的權威大到可以強迫兒子離婚的程度。做丈夫的權威大到可以在外宿妓狎娼，等到他不幸短命而死，那個可憐的未亡人還要「守節撫孤」，過非人類的苦日子。在傳統的舊家庭中做女人做兒子是沒有獨立人格的。他們只是一個權威的附庸。
因而在這種綱常的權威之下，我們宋代大詩人陸游，清代大散文家沈復（「浮生六記」的作者）底亢儷情深的美滿婚姻，便被這種不可抵抗的權威所毀滅了。
可是陸老太太和沈老太爺如生在今日，試問他們底威權行得通，行不通呢？
再看我國在傳統社會中，一個父親如鼓勵他底死了丈夫的女兒守節，不特鄰里稱頌，認為是道德行為，大皇帝還要旌表呢。但是這樣一個父親在今日便要被批評為殘酷和不道德了。
所以時代推移，在我國古代所稱頌的道德規律，在現代可能反成為不道德了。相反的，以前認為不道德的，有許多在現在反而被認為是道德的了。
道德規律如此，社會制度亦然。以前兩千年不變而且負有重大安定社會力量的各種制度。今後必然都要被淘汰了。
＊作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中美外交史1844-1860》、《晚清七十年》和《張學良口述歷史》、《五十年代底塵埃》、《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戰爭與愛情》（遠流）等書。2009年10月26日病逝美國舊金山，享壽八十九歲。本文選自作者選集《五四新文化》（遠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