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執政的北洋政府，一方面由於國務總理段祺瑞在1917-1918年私下向日本政府大舉借款，另一方面由於當時北洋政府為促請列強同意廢除在華領事裁判權、取消庚子賠款及歸還關稅權力，不願開罪與會列強，故在同年5月2日密令中華民國代表團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
在北洋政府密電發出前，獲悉上情的晚清維新運動要角梁啟超率先反對。消息曝光後，北平市民群情激憤，尤其是作為「新文化運動」(筆者按，該運動主張借鑒西方，改造中國文化與文藝，常被與「五四運動」混為一談，其實「新文化運動」略早於「五四運動」，也不如後者強調對現實政治的批判與改革)重鎮的北京大學師生，以及自晚清以來逐漸取得政治影響力的工商業者，匯聚成巨大的動員能量。
民國八年(1919)年5月4日下午1時，由北京大學等13所院校師生組成的3千餘名群眾隊伍走上天安門，高呼「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廢除二十一條」的口號，活動迅速在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蔓延，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給予北洋政府莫大壓力。最終，中華民國代表團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至於「山東問題」，直到1922年2月4日，中日兩國才在華盛頓會議上，簽署了《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其附約，內容包括日本同意將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原駐青島、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的日軍立即撤退、青島海關歸還中國，以及膠濟鐵路與支線歸還中國等條款。
「五四運動」的影響力並未隨著「山東問題」的暫時落幕而止歇。相反地，它動員了從晚清開始醞釀的革新力量，政治界、知識界與工商界要求改革傳統文化、政治制度甚至文藝創作的呼聲蔚為風潮，但對於中華民族的政治發展走向，這股革新力量內部的分歧逐漸擴大，大致可分為支持或同情共產主義的左翼知識份子(陳獨秀、李大釗、聞一多等)、反對左翼思潮者(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等)，以及獨立在前兩者外，最後依附中國共產黨的民主同盟份子(如羅隆基等)。
但無論上述三股力量如何分合，追求中華民族的國家強盛、謀求政治革新，以及主張科學興國，始終是三方的共同目標。然而，三者在方法論上的差異，發展成政治利益上的衝突，最終隨內外局勢的激化，演變為暴力的內戰，奠定了兩岸隔海分治迄今的格局。
二、 「五四運動」對紅、藍、綠三方的影響：
（一）對中國共產黨：合法性的來源—
中共早期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原先都是「五四運動」的健將，這場運動的風潮席捲全中國，對他們藉機傳布共產主義提供了重要的契機。譬如曾在運動前師承李大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員、「新青年」雜誌的忠實讀者毛澤東，就是在「五四運動」時組織湖南學生群眾前往北平聲援時，進一步受到陳、李二人的薰陶，進而確立了對共產主義的認識與好感。1921年7月，中國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