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五四，對兩岸政治人物來說，可能只是「五四」這樣一個學生運動，但對於走過五四的年輕心靈來說，五四就是新文化的「啟蒙運動」，她不會是過去式，只會是進行式！
1949年4月6日胡適從上海搭威爾遜總統輪到美國，他奉了老蔣命令出國。4月14日胡適寫了〈『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同一天夜裡再寫〈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序一文。距1919年的五四運動正好30年，這一年國共內戰造成了兩岸分治的歷史時代大悲劇。
在前文中，胡適指出，「……眼看見共產黨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無法存在。……」在《自由中國》1949/11/28創刊號中，胡適、雷震等人發起了「自由中國」運動，這本刊物就是推動的起點，他們提出四點宗旨做為工作方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對抗極權政府、協助淪陷地區同胞、使中華民國成自由中國。
在後文中，胡適是在看過《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後有感而發，（陳獨秀在1937年8月出獄，1942年5月27日過世），胡適認為，「我覺得他的最後思想—特別是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沈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仔細想想。」（參考《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冊，頁2083-2091）
談到陳獨秀對於民主自由的最後沉思，胡適寫道，「獨秀在這一年之內（1940），前後四次列舉『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所以能用一話綜括起來：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有產的與無產的，政府黨與反對黨）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他更申說一句：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胡適在此同時表達了他對民主自由的看法，「在這十三個字的短短一句話裡，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制的基本區別就在這裡，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制度就是不容許反對黨派之自由。」
陳獨秀的最後結論有，「……所謂 『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祇能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制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對此胡適的反思是，「因為他是一個『終身反對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對獨裁政治，所以他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特別重要的反對黨派之自由。」
1917年1月1日，胡適在《新青年》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可說是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的宣言；1918年夏，胡適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創立了「新潮社」，1919年1月1日出版了《新潮》，是繼《新青年》之後主張文學革命的第二本刊物。當五四爆發時，北大的傅斯年被公推為主席，五四當天下午一點在天安門集合，再往東交民巷向各國使館示威，抗議巴黎和約，要求收回青島。學生發出了「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宣言（此一宣言是羅家倫在15分鐘內完成），接著有人高喊「到外交部去！」「到賣國賊的家去！」傅斯年勸大家不要激動，但群情憤慨，傅見情勢無法控制，就自舉大旗，率眾前往趙家樓曹汝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