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適逢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但在紀念這個「百年一遇」的難得節日中，中共習近平除了讚揚它是「偉大愛國革命運動」，並順勢要年輕人「聽黨話，跟黨走」之外，對「德先生」「賽先生」卻略而不提。無獨有偶，蔡政府的文化總會宣示台灣民主自由制度重大成就是從五四而來，卻遺漏了日治時期明治維新及「大正民主」傳統。這種北京「避重就輕」而台北「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缺失，既證實了伏爾泰的名言「歷史不過是我們對死人玩的各種花樣，人們改變歷史以迎合自己期望」，也顯示了「一個五四各自解讀，不同時代不同解讀」的多元歷史樣貌。
五四運動本身確是學生愛國運動。為了抗議列強袐密協議，犧牲青島主權，北京十三所大學院校三千多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向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出發遞交說帖，沿途手持「還我青島」「拒絕和約簽字」「反對強權政治」等標語，還散發北大學生羅家倫寫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說「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國公使館要求各國出來維護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這一舉了！今天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啊！」而因遞交說帖無果，憤怒的學生轉向「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把氣出在喪權辱國的外交官身上，鬧成了全國大事。
問題是，五四運動不單是學生愛國運動，它主要是知識分子及學生長期新政治新文化啓蒙的果。在知識分子方面，從清末嚴復、康有為、梁啓超、章太炎等到民初陳獨秀、胡適，啓蒙思想早已在學界學生輩紥根。胡適的「文學革命」大家耳熟能詳，更重要的是創辦《新青年》啓蒙雜誌及最先喊出民主與科學的陳獨秀。由他開頭而由胡適等接續的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啓蒙思想，在五四運動前已風靡先進學生如羅家倫、傅斯年等人。羅傅等再成立《新潮》雜誌，批判舊文化、介紹新西潮。研究五四最深入的美國學者舒衡哲在她的名著《中國啓蒙運動一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中明確指出，《新潮》出刊短短四個月，就達到了「激發五四運動」的最高潮，其傳播速度之快，對北京（直接）及全國學生（間接）影響之大，無與倫比！
羅家倫也在五四事件後二十二日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正式為「五四精神」定調，說「這次運動顯示了學生的犧牲精神。從前我們中國學生總是口若懸河、妙筆生花，但一旦要行動時，卻又瞻前顧後、猶疑不決。⋯⋯唯有這次，學生的反抗精神壓倒了社會的麻木不仁。這樣的自救精神將永不磨滅，它是再造中國的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