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藏匿或合理化認同的暴力形式，「認同」會以「鄉土」的質樸包裝來召喚「人不親土親」的在地感，或是以「母親」的陰性形象淡化男性沙文主義本色，甚至以「公民」的公義面具來支撐政治私利。從公民覺醒運動中出現「支那賤畜、外來種滾」，到「公民記者」洪素珠的「中國難民滾回去」，便不難理解以台灣之愛或公民正義為名的激進行動為何總往極右翼的暴力認同的方向走去。
蔡英文總統象徵地轉貼洪秀柱回應「辱老榮民事件」，並提到：「沒有一個人必須為自己的認同道歉。任何仇恨的言論，我們必須加以譴責；任何族群的偏見，我們要立刻停止散布。」蔡英文突兀地重申一次勝選感言「沒有一個人必須為他們的認同道歉」，而這句話當時顯然是去回應「周子瑜國旗事件」。周子瑜被黃安濫舉發為台獨同路人而在螢幕前為揮舉中華民國國旗道歉，此事件引燃了台灣國族的受害認同效應，激化了反國民黨的勢力。
蔡英文：「沒有一個人必須為自己的認同道歉」？
換言之，「不須為自己的認同道歉」所捍衛的不是中華民國，而是那被打壓、難以實現的台灣國族認同。然而，在「辱老榮民事件」中，鏡頭前的老榮民並沒有張揚自己的認同，反倒是洪姓「公民記者」企圖以自身的認同取消他人的公民權利，泛綠陣營也因長期經營的暴力認同言論而遭到連帶譴責。我好奇：蔡英文重申「沒有一個人必須為自己的認同道歉」究竟譴責了誰？捍衛了什麼？
在台灣國族論述的語境中，「沒有一個人必須為自己的認同道歉」只不過是不斷迎合與肯認自我認同的循環修辭，猶如攬鏡自觀傷疤，在自傷又自戀當中完成對自己的雙縛慾求。一再強調「沒有一個人必須為自己的認同道歉」，根本無助於相互傾聽，無助於包容和解，因為在自我認同的迴圈中並無他者的餘地。
所謂他者，不只是另一個政治主張或生命樣態的「異己」，自我反思中的那個「我」也是一種他者。假使「不須為自己的認同道歉」是一項道德律令，這樣的自我認同將成為自我感覺良好的暴君，因為他／她不僅無法覺察認同可能構成一種暴力，更缺乏對此暴力認同的自省能力。在對老人不敬之舉同聲譴責的同時，形塑台灣國族論述之政治、學界、民間菁英們，是否意識到自己也是誘導妒「中國難民」、恨「支那賤畜」的共謀者而願意自省？
＊作者為博士後研究員，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本文原刊《新國際》，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