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外媒追問「坦克人」時，江澤民略帶怒意回答：「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但我想強調，我們『完全尊重』每一位公民表達自己願望和訴求言論自由的權利。」還說：「況且坦克停了下來，並沒有從這個年輕人的身上壓過去。」
江澤民帶著親信曾慶紅北上，加上總理李鵬，他們是出生於一九二○到三○年代的「革命之子」，父母或家族長輩是中共高幹或烈士，自幼在混亂大城或紅色根據地延安度過童年，有些在三○年代被送到莫斯科讀書，在北京形成第一代的太子黨。
胡、溫帶來六四將平反的錯覺
進入胡錦濤時代，胡錦濤與胡耀邦有特殊淵源。胡耀邦曾長期主掌共青團，胡錦濤自八二年起在共青團任職，八四年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隔年被胡耀邦提拔為貴州黨委書記，此後胡錦濤在政壇平步青雲，胡耀邦可說是他的從政導師。
而總理溫家寶是趙紫陽在總書記任內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並於中共鎮壓行動展開前，曾陪同趙紫陽前往天安門廣場探視絕食學生。溫家寶曾在美國受訪時，主播秀出趙紫陽當年赴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而溫家寶站在身後的舊照片，當場讓溫家寶神情凝重，沉默許久。
溫家寶說，在中國發展民主，要「逐步完善民主選舉制度，使國家權力真正屬於人民」，而「政府應受人民、媒體及其他黨派的監督」。但在中國發展民主，「需要引進適合中國國情的制度，要循序漸進。」
當時北京奧運剛結束，溫家寶這番回答，一度讓外界燃起中共可能為六四平反、甚至期待政治改革。但直到四年後胡、溫任滿下台退休，這兩大期待仍告落空。
習壓制六四紀念活動，浦志強入獄
二○一二年進入習近平時代。習近平本是江澤民、曾慶紅與胡錦濤、溫家寶鬥爭下妥協的產物；但隨著習近平集權於一身，加上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等，形成第二代的太子黨。這個世代出生於一九五○年代，他們求學被文革中斷，後來重新入學，推遲個人事業的時間。
這些承繼前代權勢的太子黨，挾著優於一般老百姓的教育環境、經濟條件與政治資源，二○一二年以後逐漸成為中國的新貴族階層。他們擔任各機關要員、血脈遍布政商界；而他們也曾經是煽動文革的重要推力，是長期殘酷政爭角鬥場上的熟面孔。
習近平抹去六四記憶，扼殺反動勢力於萌芽。一四年四月下旬，多名中國自由派人士在舉辦六四紀念研討會後先後被捕；其中，曾參與一九八九年學運的浦志強更被判刑入獄。習時代高唱「四個意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他的鐵腕策略和反腐整肅，比江、胡時代更加嚴厲管控六四議題。
有人期待習近平為六四平反，在政治上得分，揮別鄧小平時代。但旅美中國評論者鄧聿文認為，只有在中國社會發生大的變化，社會明顯形成要求平反六四的呼聲乃至行動後，才會影響到最高領導人。中共政權只有在對自己有利的情況下，才可能承認過去。
六四事件至今三十年來，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釋放，官方對這一事件的說法也變得溫和，先是稱為「反革命動亂」，然後改為「暴亂」，後來又成為「政治動亂」，最終變成「八九風波」。
不論對於六四的措詞如何改變，中共的基本戰略是一手發展經濟，一手政治維穩。中共政權面對六四，始終採取「封殺、迴避、淡化、遺忘」八字訣，龐大的審查機器竭盡所能，全面刪除書籍、電視和網路上的六四字眼，甚至不讓年輕一代知曉這件事。
後天安門時代的意識形態控制
中共封鎖六四的策略，誠如法國哲學家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指出，國家有兩種系統來維持資本主義，一個是如武力等「壓制的國家機器」，另一種是如宣傳教化等「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後者為國家控制無從反抗的工人和學生。
在這個「後天安門時代」，中共政權依然將六四事件視為「打倒共產黨」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行動。習近平強力要求「黨領導一切」，只是中共政權使用金錢和意識形態取代了軍隊、坦克，藉由經濟利益換取人民群眾的政治忠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