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珠穆朗瑪峰登山季至少已有11人死亡。夏爾巴登山者卡米・麗塔（Kami Rita）是珠峰登頂次數的記錄擁有者，他告訴BBC，太多登山者誤認為登頂珠峰是一件易事。
5月13日，30歲出頭的中國登山者王雲飛疲憊不堪，喘著粗氣，步履蹣跚地回到珠峰三號營地。7162公尺（23500英尺），她從未攀上這麼高的海拔。但這次登山之旅計劃不周，她登頂珠峰的夢想也變得希望渺茫。
這支隊伍的夏爾巴嚮導卡米・麗塔幫助王雲飛戴上氧氣面罩。卡米・麗塔不是一般的登山嚮導，他是登頂珠穆朗瑪峰次數最多的世界紀錄保持者，上個月底，他第24次登上珠穆朗瑪峰。
「我總是盡力確保每位客戶都能成功登頂，」卡米說。 「但我的底線是，當我意識到任何一位客戶支撐不下去的時候，我就會放棄這個任務。」
從一開始，卡米就看到王雲飛十分掙扎。幾天前，她花了19個小時才從珠峰大本營徒步至二號營地，是預期時間的兩倍。當她終於到達時，卡米認為她根本還未做好登頂的準備，決意讓她乘直升機返回加德滿都。
幾天后，王雲飛重新加入小組，從大本營出發。起初很順利，但到了6000公尺，王雲飛已經非常依賴氧氣罐，這種補給通常會預留至7000公尺以上的海拔高度。當他們到達第三營地時，卡米已經下定決心。風險太大了—他命令將她送回山下安全的區域。
「雪崩的危險無處不在，三號營地往上的道路又陡峭，又危險，」卡米說。「如果心存疑慮，下降總是最好的決定。因為只要你活下來，珠穆朗瑪峰永遠在這裏等著你。」
珠穆朗瑪峰總是危險的。但今年登山季，死亡人數是四年來最高的。
過度擁擠，天氣惡劣和登山許可證簽發數量創新高都有可能是促發原因。但卡米認為，像王雲飛這樣經驗不足的登山者數量上升，正使得問題變本加厲。他指責一些旅遊公司低估了新手登山者面對的風險。
「過度擁擠不是什麼新鮮事了。這不是導致人們死亡的原因。有些公司把登珠峰說得很容易，給年輕登山者造成壓力。登珠穆朗瑪峰絶非易事。」
許多經驗豐富的登山者，如登山專家和作家艾倫・阿萊特（Alan Arnette），都向缺乏登山經驗甚至零基礎的遊客警告過攀登珠穆朗瑪峰等高大山體的風險。
「登山者該醒醒了，他們要明白攀登像珠穆朗瑪峰這樣的巨大山峰是非常危險的。他們要停止這種錯誤觀念：只要跟隨曾十次登頂的『夏爾巴嚮導』，他們就能逢凶化吉，」艾倫說。
「即使是最健壯的夏爾巴人也不能抬著一個喪失行為能力的人下山，也無法指望額外的氧氣補給能一瞬間就送到8400公尺。直升機會受到限制，救援政策和GPS裝置也一樣。」
珠穆朗瑪峰海拔8848公尺，是世界上最高山峰。這座高峰位於尼泊爾和西藏邊境，每年吸引數百名登山者來探索和挑戰。
但正如卡米所說：「沒有夏爾巴人，就無法登山。」
夏爾巴人是喜馬拉雅地區的一個土著民族，但對於許多尼泊爾境外的人來說，「夏爾巴人」這個詞已經成為登山嚮導的代名詞。
大多數年輕男子，夏爾巴嚮導不僅僅是登山征途上的勞力—搬運額外的裝備，例如氧氣罐、水和食物—他們還是專業的導航員。在-30℃至-50℃的饑寒氣溫下，他們幫助登山者穿過冰瀑，雪崩和極高海拔。
從四號營地到山峰，登山者將進入常說的「死亡區」。8000公尺以上的路程中，95％的登山者將依賴氧氣罐。夏爾巴人必須確保他們的客戶留有氧氣補給用於回程。
「我一直在檢查每個人的氧氣水平，如果遇到極端天氣，我會做出攀登還是下山的戰略決策，以避免在山區遇到任何惡化情況，」卡米解釋說。
卡米自1992年起擔任登山嚮導。上個月，他打破了自己創的世界紀錄。不只一次，而是兩次。5月15日，他與來自中國的15位客戶一起登頂。5月21日他再度登頂，帶領第二組來自印度的11名登山者。
「每一次登山我都像第一次那樣真誠對待，」卡米說。 「每當客戶成功，我會特別開心。我相信打破紀錄只是順帶的。」
雖然登山季節很短，通常只有五月中旬的一個星期，但夏爾巴人會花三個月做準備。他們在登山者到達之前固定繩索和梯子，還會進行大規模的清理，清除留在山上的數噸垃圾。
在藏語當中，「珠穆朗瑪」的意思是女神和世界之母。許多夏爾巴人相信，珠穆朗瑪峰是佛教女神公尺堯朗桑瑪的故鄉。他們說，正是她讓第一批探險家，夏爾巴人丹增・諾爾蓋（ Tenzing Norgay）和新西蘭登山者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在1953年登頂。
對於夏爾巴民族來說，這座山不僅僅是一塊巨大的岩石，而是一位令人崇敬與愛戴的神靈。
「我們對這座山帶有崇拜和深深的敬畏，」夏爾巴人明瑪・滕齊（Mingma Tenzi）說，他曾八度登頂。「我們相信它拯救我們免於任何危險。」
卡米和丹增・諾爾蓋在同一座山村長大。泰梅村（Thame）距離珠穆朗瑪峰大本營僅20公里（13英里），巨大的喜馬拉雅山脈影響了他童年的許多方面，上學要經過四小時的長途跋涉，卡米自幼就經歷登山的考驗。
生活很艱難。該地區遠離主要城鎮，常常食物短缺，醫療保健幾乎沒有。
為了賺取外快，卡米年僅10歲時輟學，開始跟著長輩徒步登山，到達3000公尺以上的山峰。到了晚上，他會聽長輩講夏爾巴人代代流傳的山裏的故事。
「我曾想成為一名僧人，並在附近的一座佛寺裡修練了五年，」卡米說，「但是，當我回到家裏看到父母的生活沒有著落，我還怎麼能尋找內心的平靜？除了回去爬山以外我別無選擇。」
直到今日，泰梅村幾乎每個家庭都依賴登山者帶來的生意：經營民宿，用氂牛和小馬來回運送物資，或在珠穆朗瑪峰大本營當搬運工或者廚師。
但是，為外國登山者當嚮導的夏爾巴人能賺最多錢，每一個登山季，一名嚮導能帶回家5,000至8,000美元。
1992年，當時22歲的卡米開始在大本營擔任廚房搬運工。幸運的是，卡米的哥哥拉克帕（Lakpa）當時也在山上工作，為珠峰登山者當嚮導。
接下來的兩年裏，拉克帕將卡米保護在他的羽翼之下，監督他進行嚴格的高海拔訓練，讓他在短途旅行的小團隊中當嚮導，幫助他們適應。1994年，卡米終於第一次向山頂出發。
登頂前一晚，卡米記得他焦慮的睡不著。他想起來夏爾巴同伴教他的：「只需祈求好天氣！」
第二天，晴空萬里下，卡米和他的客戶首次登頂。
「在那一刻，我的幸福不是源於我第一次登頂，而是我的生活將變得輕鬆。我把登上珠穆朗瑪峰寫在簡歷上，能得到更多工作。」
自從卡米・麗塔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首次登頂依賴，天氣預報系統、直升機、登山裝備和衛星通信等技術讓冒險行業徹底革新。但夏爾巴人說，對他們的需求只增不減。
年復一年，隨著越來越多滿懷抱負的登山者到來，對登山嚮導的需求前所未有得多。今年，尼泊爾發放了381份登山許可證，這是自1953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旅遊公司向訪客收取3萬至13萬美元，甚至更高的費用，以幫助他們獲取登山許可證，為他們準備設備，尋找嚮導以及確保制訂應急計劃。這當中還包括直接向尼泊爾政府支付的1.1萬美元。
高端奢侈套餐還將包括為每位登山者配備多達5名夏爾巴嚮導，以滿足無限量供應氧氣罐，更舒適的帳篷，甚至熱水淋浴等定制需求。
卡米將他的社區描述為「山區軍隊」。但與許多夏爾巴人一樣，他認為，儘管他們是尼泊爾旅遊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的貢獻卻幾乎得不到政府的認可。
「我們為登山犧牲了一切，」卡米說。「我們最了解山脈，沒有其他人可以像我們這樣救助（登山者）。但政府必須信任我們，並且讓我們的職業更加安全。」
根據尼泊爾旅遊局的數據，自2010年以來，登記在案的夏爾巴嚮導人數減少了五分之一。許多人說，他們寧願讓自己的孩子留在學校，而不是重蹈他們覆轍。
卡米對政府的失望很大程度上來自他2014年4月18日的經歷，16名夏爾巴人死於昆布冰瀑一場毀滅性的雪崩。
昆布冰瀑是昆布冰川的一部分，眾所周知十分陡峭且危險，是登山者在大本營和一號營地之間的必經之地。許多夏爾巴人認為這段路比站在珠穆朗瑪峰頂峰更加危險，因為在這裏，大塊的冰塊常常毫無先兆地墜落。
悲劇發生之後，尼泊爾政府對所有在山上工作的夏爾巴人實行醫保和人壽險政策。但對於卡米來說，他在災難中失去了一位叔叔和兩位親密的朋友，賠償根本不夠。
雪崩發生當天，卡米記得他哥哥衝進大本營的帳篷裡將他吵醒。卡米跟著拉帕卡走到冰上時，他看到一大群夏爾巴人拿著對講機聚在一起。
北面不足兩公里的地方，數十名夏爾巴人正在冰瀑上，為下一季即將到來的遊客準備通路。大如汽車的冰塊從附近的冰川上墜落，掉落在一公里外夏爾巴人正在工作的地點上方。
「我們一直擔心昆布冰瀑，」卡米說。「但那一天，我們的擔憂變成了實際的災難。」
兩兄弟一同上山幫忙，卡米記得他看到人類的肢體散落在雪地裏，他的哥哥發現了在雪崩衝擊下擠在一起的11具屍體。
「我們盡力了，但在山區，一切都發生得如此之快。我們無能為力，」卡米說。
作為補償，政府向每個遇難者家庭發放400美元，不足一名新手夏爾巴嚮導一個登山季收入的四分之一。整個夏爾巴社區都憤怒了。
「我們的生命就值這麼點！」卡米說。
雪崩之後，拉帕卡發誓永遠不回山頂。他現在只管理大本營一段的旅程。然而，卡米沒受過什麼教育，他覺得自己別無他選，只能繼續登山。他對冰瀑的恐懼從未消減。
「它還是一樣（危險），」他說。「每次經過時，我仍能看見露出冰面的屍體。」
離開妻兒幾個月後，5月25日，卡米終於回到了家。他的妻子拉克帕・長木（Lakpa Jangmu）為他製作了一個蛋糕，上面插著數字「24」的蠟燭，慶祝丈夫破紀錄的成就。
客廳的架子上擺滿了獎杯，沙發後面還有一張真人大小的海報「卡米，世界紀錄創造者」。這一切似在發問，他明年會不會再次打破自己的世界紀錄？
「我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是不確定，沒有計劃的，」他狡黠地笑著說。
「我會考慮明年......明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