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台灣人權促進會、農村陣線等13個反迫遷團體舉辦的「東亞迫遷法庭」2日開幕，找來自泰國、香港、馬來西亞、日本等7國的NGO團體分享各國的迫遷案例。與會者認為，台灣人之所以該關心亞洲各國的迫遷事件，除了是為了在政治層面外與其他國家產生連結，更能藉此在社會上培養更多對分配不公義的警覺和思考。
從香港天台屋非正式住居、泰國包帕素棉堡社區，到日本東京霞之丘公共住宅、韓國首爾龍山都更慘案等，活動安排各國的代表輪流上台介紹國內發生的迫遷案例，再由來自國際組織的「法官」如國際住民聯盟全球聯絡人Cesare Ottolini、民進黨立委蔡培慧、桃園地院法官孫健智等人提出問題和建議。最終「法官」們也將選出一件具代表性的迫遷案提報至全球性的迫遷法庭討論。
過去曾參與大埔案抗爭的蔡培慧，反思國內層出不窮的迫遷案例，指出台灣國內法律雖然已納入聯合國人權公約的精神，但卻都只是宣稱、沒有落實，以致於法官和行政院員在審理或執行案件時，總是缺少對人權、居住權的保護。
蔡培慧進一步指出，台灣的反迫遷案通常有一定的歷史脈絡，像台北的臥龍街，即是政府在過去城市發展程暫時安置了部分從事基層工作的勞工，但40年後政府想要進一步開發、想要光鮮亮麗的市容，就用各種手段要求住戶必須搬走，「台灣要往前／錢看，卻就這樣把應該要承擔的責任棄之不顧。」
蔡培慧強調，正因為政客、行政人員對相關議題的反思不足，因此更需要像「東亞迫遷法庭」的活動，讓一般人甚至是政府透過他國的事件打開視野、反思台灣自己在人權上的疏漏，思考這些社會開發造成的貧富差距及環境問題。而透過類似的國際交流，也能讓原本看似地區性的議題能和國際人權、迫遷議題連結，進而獲得更多關注。
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邱伊翎也說，迫遷在台灣、甚至是整個亞洲都已不是罕見的狀況，但我們卻不甚了解鄰近國家的迫遷問題，通常都只是單純的當個遊客。如今若能了解濟洲島的軍事化迫遷爭議、或是曼谷市中心社區保存問題，就能在旅遊的同時對在地居民的困境更感同身受，增廣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