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本文從伍爾夫(Martin Wolf)之the Looming 100-year US-China conflict一文切入，以1986年「廣場協議」為背景，對美中貿易戰之後續發展作一預期。
一、伍爾夫之看法
美中貿易逆差持續擴大、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未遵守世界貿易組織(WTO)協議之指控，是美國曲解事實、舉證無物、浮誇之詞，包藏了川普個人及其幕僚國家主義及保護主義之居心。
美國發起之貿易戰及科技戰，其目的在於控制或孤立中國；從其手段來看，跳過WTO爭端協商機制，單方面要求中國接受協議內容，害怕對手華為在未來5G競賽中勝出，將自由貿易形塑為「與敵人之交易」，美國才是多邊協商及WTO精神的真正破壞者。
在某種層面及意義上，全面爭端是白人至上之心理作祟，美國抗拒被文化及意識形態與自身有較大差異之對手超越。果真如此，美中全面衝突，將永無寧日。
美中全面爭端，開啟地緣政治衝突之新頁，使得各國被迫選邊站，難以保持中立，使得原先棘手但可控之情況，往危險的方向發展。
危及自由民主的，是美國右翼政客的扇動，不是中國的崛起。美國發起的貿易戰及全面爭端，除了加深中國人民之敵意，無助於安撫美國菁英層對行將被超越的焦慮與無力感。
中國或有言行不一之處，但與中國打交道的最好方式，是堅守西方崇尚自由與民主之社會價值，以多邊談判為基礎之全球合作。
二、殷鑑不遠：1985年之廣場協議(Plaza Accord)
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以發展本國經濟為首要任務，國民生產總值躍升世界第二位。但日本的貿易及開放，具有明顯的「利己主義」，長期
以來，對許多商品或外資之進入設限，以保護國內產業為主。巨額的貿易順差，也使得日本政府持有大量外匯儲備，透過購買美國國債，在美國持有巨額資產。
相對於此，美國雷根政府自1982年起實施擴大赤字的預算政策，對美國經濟起了強烈的刺激作用，帶來1983至1984年之強勁經濟回升，但也為美國經濟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包括：加重國債負擔、損害國民儲蓄、削弱美國出口競爭力。
在1984年後，美國經濟成長開始放緩，日、英、法、德等國則經濟成長加快，導致美國出現巨額經常帳赤字。巨額貿易赤字使得美國經濟嚴重依賴外國投資和借款，導致國內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連帶引發各國爭相採取保護性貿易措施。
1985年9月22日，美、日、德、法、英的財政部長和央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引導美元對主要貨幣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赤字問題的協議。在「廣場協議」(Plaza Accord)中，各國根據自身的情況作出了各自不同的經濟政策調整承諾，包括抑制通貨膨脹，減少政府赤字、擴大市場開放度、減少貿易保護障礙等。
三、對美中貿易戰之後續發展之預期
美中貿易戰及全面爭端，是美國川普試圖透過關稅及貿易協議，解決該國對外貿易赤字、增加出口之手段，無需從種族主義及意識形態之角度予以分析。
川普商人從政，與美國歷任其他總統，在行事風格及談判手段上，自然大不相同。從其性格及行事來看，在發動貿易戰及科技戰之前，應已對提高關稅對中國可能引發之各種國內問題有所推演，但其目的仍在於控制，迫使中方接受其偏好之貿易協議內容，要求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及進行體制改革。
進一步提高關稅可以是川普的bluffing，也可以是他的底牌，但在全面爭端、兩敗俱傷、軍事衝突、爭端無限期持續前，相信美中雙方必然會有所節制，這場被伍爾夫形容為「美中百年之爭」之大戲，或許很快就會有峰迴路轉之發展。
＊作者長期研究產業政策、公共管理及新型態能源市場設計之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