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軍負面報導頻仍，甚至連軍職自殺或因工作壓力造成身心不適，經建議後送醫院的事件，也被社會大眾用放大鏡檢視。多數媒體及名嘴們均傾向國軍須檢討心輔制度，並批露國軍各單位並不重視心輔業務工作，從事心輔相關的軍官往往承接非自己所屬專業範疇工作，導致業務壓力不斷累增，問題可謂罄竹難書。
筆者認為，國軍並非不重視心輔，而是有著實質上執行的困難點，可從組織文化層面及心輔制度兩大方向來思索。
從組織文化層面上探討，國軍部隊是具有獨特行為規範與價值體系的封閉性團體，因有著高度規範性使成員順從的特殊文化，也就是須階級服從。在滿足長官希望部隊儘量不有「狀況」，希望防範於未然，希望知道有「問題」的人員，到底有何「問題」及何時可以回歸「正常」，如此「講求效率」的期待，與諮商中的「與案主同行」，用案主的步調，協助其長出自己的力量，勇於面對困境，重新出發的理念背道而馳。
從實務上，從事心輔相關業務是各級心輔官及連隊輔導長，其階級上多屬上尉或少校階層的中間幹部。在此階級以上，且有心輔需求的軍職人員，可能礙於面子問題而甚少尋求協助，而在此階級下的軍職人員更常存有對「長官」的戒心，兩者均會害怕被貼上標籤，影響自己在長官心中的形象，甚至影響未來的升遷機會。另外，從諮商倫理角度來看，有關「個案保密」及心輔相關人員應避免與案主有「雙重關係」更是難以做到，如此即大大削弱了心輔功能。
承上所述，國軍心輔人員其身份角色上，具備心輔專業與政戰專業軍官兩者雙重身份，在謹守長官命令及期待之際，完成專業輔導諮詢工作，還須維持著諮商倫理，這其中確實形成組織文化與心輔實務推動上之矛盾與衝突點。
從心輔制度來觀察，國軍目前是以協助官兵適應部隊生活與落實「初級發掘預防」、「二級專業輔導」、「三級轉介醫療」為重點工作，並結合軍中與社福醫療網絡，加強生命教育，解決生活、工作及感情困擾，期以落實自傷防治工作。在此立意良善且周全的心輔制度下，理論上應發揮出非常好的心輔效能，然實際上卻有著無法突破的困境。
對軍職人員而言，因其業務職掌及任務特殊性，沒有一般行業有著絕對的上、下班的時間，長時間的工時，真的讓部隊宛如是「第二個家」！也因為這個環境，不論階級，大家工作生活都在一起，彼此公、私領域的緊密結合，在諮商輔導上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擾，或許基層連隊輔導長的確可從日常生活中觀察案主的情況，來達到「初級發掘預防」的階段，但相對而言，也容易受主觀意識的影響，而無法完全客觀的輔導及引領案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