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房地產市場過去曾經歷「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循環，也曾一路狂飆，成為社會問題的來源，居住正義到底何時實現？當前，面對各項人口及經濟議題時，相關單位若能以更嚴謹的規劃及配套措施，解決房市問題，才能真正造福民眾，享有安居樂業的生活。
房地產一向是台灣人的重要理財項目，一般人更認為具有房產是社經地位的象徵，在刻板印象中，買不起房子就是社會輸家，房地產炒作更造成嚴重社會問題，因而引起居住正義的呼聲，過去多數台灣人都把這個現象解釋為深受「有土斯有財」的漢人文化影響，但是，台灣房地產過去長期上漲原因不只在文化習慣，還有其政策與歷史因素。
房地產的最根本推動力當然還是人口，台灣房地產成長的基本面動力，來自於日治時期約600萬人口，在戰後爆發性成長來到如今的2,300多萬人，成長將近4倍，加上經濟成長帶來對居住空間要求的提升，當然需要相對應的住宅需求。
師法日本，以土地政策擠出外銷產業資金
但是，台灣房地產的成長推力遠遠不止基本面，還有非常明顯的政策引導，戰後百廢待舉，需要取得外匯，才能整軍經武打造「復興基地」，因此學習日本，利用土地政策來擠出創建外銷產業所需的資金。
在政策上，以保護農業、糧食安全為藉口，將大量平原地帶的土地都劃為農地，使得剩下的建地相對稀少，讓房地產產生上漲驅力，墊高房價後，人民為了買房，只好勒緊褲帶儲蓄，人民的收入以存款的方式匯集在銀行，成為貸款給出口企業的資金來源，房地產又能成為抵押品，讓缺乏產業判斷能力的銀行界，能靠房地產抵押借貸給企業，為了買房拚命儲蓄，不得不「愛拚才會贏」的人民，則成為出口企業取之不竭的勞力來源。
日本規劃這套策略，原本是因應國家發展初期需要外匯，一旦取得足夠的外匯，總體政策就應該調整回貿易平衡，但是日本取得成功後，卻認為這是勝利方程式，加碼推動，結果造成反效果。
一般論點認為，美國強行推動「廣場協議」讓日圓升值，是日本企業衰敗的起因，不過諸多當年談判過程與內部政策解密資料顯示，日本企業其實早在「廣場協議」以前就已經陷入毛利不斷下滑的窘境，一方面因為經濟成長後日本人薪資提升，人事成本增加；一方面因為日本企業太過成功，攻占的市場已經飽和，進入高原期，很難再有大幅度成長。
大藏省打起「曲線救國」如意算盤：日本企業已經發展到不能再靠日圓蓄意貶值來持續成長的階段，下一個階段要靠研發來提升價值，以研發技術來更大幅度降低成本，以技術優勢抵銷人事費用的高漲與不可避免的匯率升值壓力，但是企業不賺錢，哪來研發費用？因此大藏省想借力使力，趁著美國要求日圓升值，發動資產泡沫，企業從資產大漲之中可以取得大量資金，作為研發經費的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