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你開始思考經濟成長，就很難想別的事情了。」
──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
「在十四世紀生活水準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的中國，是如何被以英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過去兩個世紀藉工業革命之力，高速成長反超車的？」這個大哉問，一直是史學界與社會科學界最歷久彌新的核心議題。傳統的西方中心論強調早在十五世紀英格蘭與荷蘭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 per capita）就已經超越中國。而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在技術、文化與制度上的各項先備發展，也都讓工業革命的產生，看來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反觀中國雖然有過如火藥、紡織、造紙等領先全球的技術，在明清時代（可能）也出現過所謂萌芽階段，但資本主義卻始終未在中國生根。根據傳統的說法，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市場運作並不健全，而農業產出的增長，也只是透過密集的勞動投入而來，並未將剩餘的勞動力與資金移出農業部門，只能在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陷阱中打轉，自然無法進入現代經濟成長的階段，此即黃宗智所謂的「內捲化」之說。[1]
彭慕蘭的《大分流》一書，便是在這樣的學術氛圍底下，從GDP 的計算、對歐洲與中國更細緻的制度比較、以及歐洲所面臨的機運下手，論證作為當時學界主流的傳統歐洲中心論假說，並不足以解釋歐洲與中國的大分流。可以想見，在本書出版之後，一定會有許多各領域的學者對他的資料跟論點提出批評。本篇解說分別對《大分流》一書中論點的反思，以及分流成因的各家觀點，對讀者作提綱挈領的說明。
到底誰算錯了？
在《大分流》的第一章跟第三章，彭慕蘭利用了許多統計數據，說明中國在出生率、科技、交通、奢侈品等方面，與同時期的英國相差無幾，並認為大分流的時點大約在十八世紀中期，遠晚於當時主流學說的看法。
對於這個大膽的論點，最新的研究有許多批評。布羅德拜瑞（Stephen Broadberry）是牛津大學的經濟史教授，也是《經濟史評論》期刊的主編。他在二○一五年的文章（Broadberry 2015）認為，加州學派的中國數據應屬高估，大分流並沒有像《大分流》強調的那麼晚發生，不過這篇文章肯定了《大分流》一書的另一個貢獻，便是其強調了「地區差異」。布羅德拜瑞發現，在歐洲內部其實有許多小分流：義大利先超過了西班牙，荷蘭後來居上，最終由英國的工業革命超越了其他歐洲國家。亞洲則有日本後來居上中國的小分流。而他認為黑死病與貿易路線的擴張是解釋這些小分流的重要因素。布羅德拜瑞、管漢暉與李稻葵（Broadberry, Guan and Li 2018）則提出大分流的分界點應始自蒙古南下。根據他們的估計，北宋的人均GDP 超過一○○○美金，高於歐洲的七五○美金。卻在一三○○年（元朝）時開始落後，於明清鼎革後，GDP 便開始快速衰退，而且是全面性的。這現象已經不能單純地用中國的地區差異來解釋，而是跟制度的變化有很大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