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榮罷工遲遲難解?德國經驗可以借鏡!

2019-07-05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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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陪長榮空服罷工,Fight for EVA Strike晚會,空服員家屬上台發表感想。(盧逸峰攝)

一起陪長榮空服罷工,Fight for EVA Strike晚會,空服員家屬上台發表感想。(盧逸峰攝)

台灣長榮航空的勞資雙方分別在6月29日、7月2日兩度協商,卻因為對團體協約的內容無法達成共識,遲遲未能簽成。長榮航空已經因為罷工損失了至少26.5億元台幣。7月5日,在罷工的第16天,長榮航空的空服員前往台灣的總統府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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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在罷工開始之後進行廣泛討論,但是隨著罷工期拉長,民眾的關注也開始出現疲態。台灣的工人運動歷史不長,對於如何面對罷工並不熟悉。

德國人的工人運動歷史悠久,德國民眾相對熟悉罷工,有時便能給這種爭取權益的行動寄予理解和支持

薪資過低、工作勞累、沒有太多升遷機會……

例如德國近年來發生的例如火車駕駛員、幼兒園教師和快遞罷工,雖然影響到很多人的日常工作生活,但是德國人都知道,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作為社會運轉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卻長期薪資過低、工作勞累、又沒有太多升遷機會。民眾認為,這些雇員的待遇應該得到改善,以罷工作為抗爭手段是合理的。因此即便搭車會晚點、包裹會延遲送到,很多人並無太大怨言。

但同時,當薪資收入遠遠超過一般中產階層的機師發起罷工時,德國人的反應則有所不同。不少人認為機師本已屬於高薪職業,他們罷工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工種特權,這對其他人並不公平。

德國人的這部份情緒與台灣現在面對空服員罷工的情緒有所雷同。長榮航空的官方資料顯示,長榮航空2018員工平均薪資為年薪新台幣152.1萬元,但是台灣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布的2017年受雇人員年薪資中位數為新台幣47萬元。在這樣的背景下,就算空服員工作有其復雜與辛勞,媒體仍然能以高薪作為切入點,而成為反對罷工者攻擊勞方的重點。

20190703-華航企業工會理事長劉惠宗、全國航空業總工會及桃園市空服員工會3日召開「勞工、旅客、投資人三輸!長榮航空解決方案,只有『燒錢』?」記者會。(顏麟宇攝)
20190703-華航企業工會理事長劉惠宗、全國航空業總工會及桃園市空服員工會3日召開「勞工、旅客、投資人三輸!長榮航空解決方案,只有『燒錢』?」記者會。(顏麟宇攝)

德國工會多是全國性、行業性,罷工涉及整個行業

德國,罷工的形式與規模也有按照行業有所不同。德國的罷工只能由工會發起,而德國的工會大多是全國性、行業性的,如果發起罷工,基本上也是涉及整個行業,在地理的範圍上也是包含是整個地區或聯邦州範圍。除了航空、鐵路外,單個企業的罷工較為少見。

這也是因為,按照德國的法律規定,所有固定雇員人數達到5人的企業,員工都有權建立職工委員會,參與企業發展決策,雇主不得拒絕阻撓。因此,在企業內部主要是由職工委員會(Betriebsrat)維護員工利益,盡管職工委員會不能夠發起罷工。

德國最大的工會有:金屬行業工會(IG Metal,會員227萬),服務業工會(Verdi,會員197萬),化工、能源和採礦業工會(會員63萬),教育和科學工會(會員27萬)。此外還有一些較小型行業工會,如火車司機工會(GDL,會員1.5萬),飛行員工會(Vereinigung Cockpit,會員5000)和記者工會(DJV,會員3.5萬)等。小工會的優勢在於,代表一個職業群體的利益,與涵蓋多種職業的大型工會相比,其成員更容易被動員和組織起來,利益訴求也更加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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