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笑傲江湖》裡，為了一統江湖，為了五岳歸一，正邪兩邊都「揮刀自宮」，練成了葵花寶典。如果說金庸對文化大革命很失望，金庸對台灣未必十分滿意。從台灣回去後，他曾為文表示，蔣經國對民生經濟很用心，但台灣的民主法治還沒上軌道。
金庸是左派記者出身，原本對共產黨不願意大加撻伐，首次公開批判中共，是在1962年5月。當時中共實施的「大躍進」政策導致嚴重的饑荒，大批大陸人逃難到香港，金庸創辦的《明報》以頭版報導「五百餘偷渡入境者，昨被集體遣返大陸，送行親友臨風涕泣哀聲動地」。明報的處理突出的是以人為本，重視人的尊嚴與生命的人道主義大原則，既不是傳統左派的階級鬥爭路線，也不是右派的一昧批評中共。此後，《明報》日益奠定了其文人辦報的人道主義精神。
由此來看，儘管金庸的中華情懷，是一個有著人道關懷的強盛中國，但或許他最在意的，卻不是兩岸統一與否，而是兩岸當權者能不能照顧好人民的民生需求？能不能實施民主法治？簡而言之，金庸心中的理想政府，就跟他小說中的「大俠」一樣，需得「不計毀譽，為國為民」。
由此觀察，《笑傲江湖》中反映的失望，恐怕不是只有對中共的失望而已，而是對兩岸在爭奪權力的熱切中，失去了人道主義精神。他心中的國仇家恨，可說正是中國的「自宮」。如果金庸還在，他給兩岸各黨的評分，能夠及格嗎？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