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奕瀠指出，從檔案可見資料樣態是「層層上報」，第一層先寫下被監控者的生活起居、跟誰見面，到了第二層簽核者會賦予這些言行一些意義，例如某學生可能寫了篇文章，上報時就會加上「某人值得注意，有顛覆可能」等註解。
這些檔案內容未必是真實的。1981–1985年就讀台大、待過大學論壇社、受促轉會邀影看過檔案的謝穎青受訪時指出，寫他報告的人其實很善良，系上與社團同學、系上老師，同學們之間消遣政府的玩笑話都被如實記下，但檔案到了第二層情報人員會如同「寫作文」一般編織出「路線」與「陣營」，就連上課被問個「廁所在哪」的同學都可能被寫成同夥，謝穎青嘆：「這一半以上都是作文！沒有的事情被他寫得……而且還株連多數人。」
監控檔案「跟著一輩子」：當兵第一天就被連長叫去電、小兵每周寫他3000字報告
所謂監控當然不只寫報告，1988–89年參與後勁反五輕運動、1990年又走上野百合學運的邱毓斌說，野百合的第2天院長就直接找上他跟社團其他高年級同學了，拜託他們別去：「你就是被盯上嘛，隨時知道你在幹嘛，這票學生就是學校做記號！」
老師上課點名時也會特別抱怨這些搞社運的學生，說是他們害社會系研究所被教育部打回票、「邱毓斌這種上街頭搞運動的讓教育部不開心」，這時一群人就會跟老師吵架：「在我們那時候已經是戒嚴末期了，大家沒有那麼怕，反而是會滿high的──老師那樣罵你，我們就很high罵回去，罵完同學還會鼓掌！」
但全班鼓掌的氣氛是少數，監控帶來更多的是人心驚徨，促轉會研究員黃奕瀠說，監控的影響之一便是：「他不停地弄你弄你，你不知道敵人在哪、不知何時會被關……我看到檔案還說某個台大學生在醉月湖大喊說：『情治機關把我記下來啊，我現在就講給你聽啊！』」
這些監控記錄也會隨著學生畢業、求職而移轉到不同系統，黃奕瀠指出，如果是出國留學就會被移到海外學子系統、如果回來教書又回到校園監控、進政府或國營企業則是被「人二」管理，而在昔日台大學生謝穎青看來，對抗體制、衝撞審稿制度只是年少輕狂的「玩一玩」，但他萬萬沒想到：「我們本來以為玩個階段就好，沒想到跟著一輩子。」
而當年中興學生邱毓斌知道，有些野百合世代去當兵是會被釘很慘的，那些國安資料會一直跟著，甚至後來他才從母親得知，研究所時這些資料被送到他戶籍地的警局，警察每3個月都到家裡做訪問，帶給家人不小的壓力。
儘管中華民國於1987年宣佈解嚴，1995年邱毓斌當兵、都已經過了8年了，他還是被監控。邱毓斌還記得自己當兵第一天被連長叫去，嗆說要知道「分寸」不要「亂搞」，後來他才知道他要去當兵真的轟動全單位，抽籤一決定，國防部政戰總部、空軍總司令部政戰部都有專人下來召開「專案會議」，就是急著商討「邱毓斌要來報到了，該怎麼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