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總統蔡英文為司法院長被提名人謝文定辯護，但一句「威權時期不是大家都選擇服從嗎」?卻引來更大的爭議，蔡英文無意間誤觸地雷，一腳踩進相對主義的泥淖中。
是的，威權時期多數人選擇服從，但這當然不是台灣歷史的全貌，有極少數的人明知要付出生命的代價、要犧牲家人的幸福、此生無緣見自己的親人、及從未親眼見過的小孩，仍然選擇走上對抗威權政府的不服從之路，在景美人權園區展示的那些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訣別信，是穿越時光的的瓶中信，50年後讀來仍然令人異常沈痛；當然，更多的人即使存活，但也要面臨「不服從」的代價，別說政治犯找工作困難，其他還有成為黑名單、不能返鄉，或者不能選擇自己最愛的行業等等。
這些人在台灣也許不是多數，但民主轉型的好處是，這些長年壓抑忽視淹沒的敘事可以重見天日，就如陳文成基金會創辦人林世煜曾說過，年邁的政治犯發現，他們的故事，年輕人其實是想聽的；在這樣的氛圍下，蔡總統「威權時期不是大家都選擇服從嗎」這句話，才更令人驚異。
服從有很多種，有人為升官發財而服從
當然，台灣的民主是少數勇敢的人流血流汗、多數人搭便車而得來的，然而，介於少數的加害者及同樣少數的犧牲者之間，未必多數人都能被籠統的視為是「威權時期的服從者」。漢娜鄂蘭曾區分極權及威權體制，像納粹或蘇聯這樣的極權體制中，個人只有不參與，才能避免被牽連入罪，才有保持道德完整性的可能；然而，在極權體制中，不參與的空間極小，相對的，在台灣號稱百分之三戒嚴的威權體制中，個人選擇空間其實較極權體制大得多，因此，當有人為了升官發財服從，有人禁不起誘或而服從、也有人是為了人情壓力服從時，他們當然至少該面臨比較嚴格的道德檢驗。
道德相對論與雙重標準 台灣轉型正義的難題
研究轉型正義的老手都知道，轉型正義有兩大陷阱，第一個陷阱是分善即惡、非黑即白，過度簡化；第二個陷阱就是道德上的相對主義，尤其這樣的相對主義碰到權力場域時，更有風險；當哲學家雅斯培說，「苟活就是我們的罪」，這是道德上的反思；但當一個權力人物為了替另一位權力人物辯護而說威權時期大家都服從時，這簡化了問題，當每個人都有罪時，就無人必須負責任，即使是最基本的道德責任。
比道德上的相對主義更顯而易見的是雙重標準，追求轉型正義是蔡總統的重要政見，轉型正義條例是國會優先法案，將來更在行政院及總統府都將設立轉型正義委員會，轉型委員會被賦予調查權，原意就是便於針對威權時代的不義事件，進行徹查；但當蔡英文以大家都有「威權履歷」的方式來為謝文定解圍時，其實宣告轉型正義委員會可以不用開張提早關門，因為，如果要大費周章來寫一份大家的道德責任都一樣的轉型報告，那就是多此一舉、浪費社會資源了。
不是真正的正義 不如遺忘而和解
追求轉型正義的路途險阻重重，阿根廷更曾因此引來政變的反撲，正義與和解之間常是難以兩全的；有時，轉型正義成為清算政敵的利器，目前的波蘭政府大舉轉型正義，卻引發歐盟側目、擔心侵犯人權；同樣的，民進黨政府剛推轉型正義，就引來國民黨政府違憲的指控；也許可以這麼說，如果犧牲政治和解、甚或穩定，能夠換得真正的正義，即使要經歷轉型的巨痛，仍是值得追求的。相反的，如果一切的紛爭，換得的只是雙重標準的轉型正義，那遺忘或許次佳的選擇。法國哲學家勒南上個世紀的建議是，民族的成立，必須建立在遺忘之上。
更重要的是，究竟要遺忘還是要正義，蔡總統只能選一種，不能因時因勢制宜，因為這是原則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