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好像一直在騙人，也騙自己
楊照：我補充一下楊澤剛想的標題——向二十世紀告別；我引用錢德勒（Chandler）的書名，Long Goodbye，這比較像我的心情——向二十世紀漫長的告別。
我還是回頭講一個很強烈的心情：對二十世紀我成長的背景中，有些觸動我的東西，很懷念。所以誠實說，我不喜歡二十一世紀，尤其不喜歡二十一世紀台灣的社會，正因我懷念的那些東西，它很奇怪到今天的現實裡面卻消失了。
其一、跟小說創作比較有關係的，就是現代主義的某一種精神與追求，說得更明確一點：現代主義裡面，有個對「自我的」那樣一種永恆的懷疑以及不斷的追尋——這是我在成長過程中，認為最寶貴並且珍惜懷念的東西；可是到了二十一世紀之後，在我關心且熟悉的台灣的文學的寫法，很奇怪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對自我這件事情的嚴肅看待」，它突然就落空了；我一直覺得文學之所以有意義、值得追求，就因你永遠搞不清楚、究竟如何看待自我，才需要用各種不同的文學手法、探測這個永遠抓不到的東西。也因此在我的小說裡面，一直都有這種現代主義式的手法、概念，以及共通經常會碰觸的問題——除了人的現實自我之外，你怎麼看待你的理想扮演的這個角色？——這裡面是最大的戲劇。
剛楊澤問到〈一九○一〉，我不太確定那份稿子是什麼時候寫的，可是我確切記得當年要寫這篇時的用意何在；因為這是整個系列的第一篇，具有開場與提示的作用，在後來我整理出來的「百年荒蕪創作語絲」中，就有幾則是關於我寫〈一九○一〉當時的思考片段。
如果我們一定要描繪台灣人，台灣人最特別的地方在哪裡？作為一個台灣人在台灣社會，我覺得最有趣過癮的地方在於：因為你明明是一個邊緣的社會，知道自己不稱頭，但台灣人一直想各種不同的方式讓自己看起來比較稱頭；在〈一九○一〉中我使用戲謔的方式，若從比較負面的方式看，台灣人好像一直在騙人，但原因有一部分是為了要欺騙自己——我沒有那麼糟，我其實還擁有什麼東西；其實這不完全是壞的一面，不是騙子的問題；那個騙有它高貴和更真誠的一面——意即我想盡辦法要讓我自己離開這個現實、變成一個更好或更高貴的人……在我目前已發表的幾篇小說，其實多多少少都有碰觸到，像楊澤提到的〈一九二三〉，還有〈一九四六 戰爭失格〉也類似，在我的小說裡一而再再而三碰觸：這個想像的自我，跟真實的自我彼此之間的關係。這是我年輕時候，我認為文學給我一個最大的影響，而它的背後就是現代主義的某種精神。
其二、我不喜歡二十一世紀的另外一件事：從八○、九○年代開始大家都很喜歡講邊緣、另類，變成很熱鬧且熱門的口號，我感覺幾乎到二十一世紀人人都在講邊緣，但沒有人認真去探索邊緣或者另類；因為我們把邊緣跟另類當作它好像就存在那裡、可以輕易被辨認，但我真的不認為。另類或者邊緣，它是需要高度想像力去挖找出來的。當邊緣、另類變成熱門了，它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邊緣或另類，這是很奇怪的反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