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黨外那時已經坐大，美國也藉江南案挫折了蔣經國的兒子接班計畫，否則今天的台灣由蔣孝武統治，就像北韓金家的家天下，台灣人豈不羞愧而亡？
這段時期當中，有個插曲值得一提。有一天我的老闆余紀忠先生把我們幾個人叫去他家（就在公司範圍內），告訴我們當天早上國民黨中常會中發生的一件事（余先生和聯合報老闆王惕吾、中央日報負責人曹聖芬都是中常委），說當時警備總部拿出前一天高雄錫安山居民在總統府前的抗議拆遷大遊行時，高舉上面寫著「蔣經國是暴君，國民黨是暴政，暴君必滅，暴政必亡」的看板照片給大家看，並主張嚴辦。那時蔣經國已多次否決鎮壓黨外的提案，常委會早已氣悶不耐，而此刻的照片反蔣、反政府證據確鑿，會中成員都力主馬上逮捕嚴辦。只見蔣經國沈吟半晌，嘆口氣表示不准逮捕反蔣人士。戒嚴時代完結後，政府對錫安山的態度轉為放任，高雄市政府更把錫安山視作景點。其實錫安山群眾只爭居住地，並無政治訴求。此事說明蔣經國的決定十分智慧，沒有引爆對立衝突。
蔣經國長年整肅異己，當然殺害許多人士，此罪歷史已記載入冊，但是他晚年的善意像是自稱自己是台灣人，給部屬做愛台示範和認同轉移、宣佈蔣家人不再繼承權力、外放蔣孝武、外放權臣王昇、否決鎮壓異議人士等，其晚年的溫和柔軟，為台灣和平走向民主化的「寧靜革命」搭好舞台，功不可沒。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曾任《中國時報》副總主筆，台灣《蘋果日報》總主筆。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昨日報─我的孤狗人生》（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