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正是要回答以上這些問題，透過最近生物政治學（biopolitics）的發展，刷新對於這些問題的全新認識，主張這些政治態度的分歧或許並非僅是反映政策或階級的差異，而是世界觀的不同。本世紀初政治學者開始有系統地探究生理與政治態度之間的關聯，例如政治學者約翰．希賓（John Hibbing）向神經科學家瑞德．蒙泰格（Read Montague）提議，認為人的政治傾向或許部分由遺傳決定，觀察一個人對威脅的生理反應，可以判斷出其政治態度，希望透過磁振造影儀（MRI）儀器一起研究。蒙泰格一開始覺得這個提議荒誕不經，一個人的政治態度應該是受到社會、文化、經濟或教育的影響，而與生理差異的關聯不大。但後來實驗結果「幾乎讓他的下巴掉下來」，因為藉由神經反應，他們可以預測一個人是自由派或保守派，準確率高達95％。
對危險物件反應比較強烈者是保守派，比較輕鬆者是自由派。即使是不受意識控制的反射反應，也能準確判斷出個人的政治態度：受到驚嚇時，反應較強烈者是保守派，較溫和者是自由派。對於過期牛奶的嘔吐感較強烈者是保守派，較溫和者是自由派。世界在保守派眼中，比在自由派眼中更為危險與不潔，因此在英美的研究顯示，保守派大腦中控制生存本能的杏仁核，通常比自由派更大，代表他們的生理對世界更具警覺性。
後續的研究發現，嘔吐的敏感程度也與是非善惡的信念有關。嘔吐感較強烈的人，對於他人冒犯行為的反應也比較激烈，更容易視其為犯罪。另一個實驗中，在具有嘔吐物氣味房間填寫問卷者，相較於在無味房間填寫問卷者，更傾向於反對同性戀、A片與婚前性行為，代表嘔吐的生理反應會影響我們做出更嚴厲的道德判斷。甚至有研究發現，嘔吐感與投票行為有關，在美國2008年總統大選中，對細菌傳染嘔吐感較強烈者，更傾向於投票給共和黨的馬侃（John McCain） ，而不是民主黨的歐巴馬（Barack Obama）。
這讓政治學者們重新思考，也許最適合用來描述保守派與自由派差異者，並非變動不居的政策偏好，也不是對社會議題的態度，背後真正反映出的乃是世界觀的差異。保守者抱有「固定」的世界觀，對社會與文化變遷更加謹慎小心，喜歡熟悉而可預測的事物。自由派則抱持「流動」的世界觀，對社會與文化規範的變化表示支持和理解，喜愛嘗試新事物，對差異保持開放的態度。
本書作者進而指出，傳統上我們可以區分出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民眾對於槍枝管制、氣候變遷、限制移民或是墮胎政策的態度，不僅如此，後續的調查更進一步發現，兩黨支持者連住在什麼地方、在哪上學、選擇什麼職業、信仰何種宗教，都有所差異；而且連看什麼電視節目、聽什麼音樂、開什麼車、替子女取什麼名字、喝什麼咖啡、吃什麼食物、喜歡貓或狗等生活上的細節也都不同。這些因素彼此相關，但很少人會認為其中存在因果關係，比如說很難想像喝什麼咖啡會影響對槍枝管制的看法，或者是黨派偏好會決定食物的偏好，那麼要如何理解這些食衣住行的生活細節與政治態度的關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