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臺灣唸大學的時候，有一次從台中坐火車回臺北，在車上讀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譯本。我忘了譯者是誰，只記得是協志工業協會發行的。正在我隨著搖晃的車廂，昏昏欲睡之際，眼前忽然出現一個人，用手指把我的書夾起。那人留平頭，著中山裝，目光嚴峻地看著封面，又翻看封底，粗魯的態度令我生氣。我正要發作，他已一聲不吭地把書歸還。
我事後回想，他也許是什麼部門的保防人員，為「馬克斯」三字感到困惑。
那是保密防諜的時代，也是禁書的時代。受查禁的書籍五花八門，不勝枚舉。馬克思著作的中譯本不能在大學流傳，連英譯的馬克思《資本論》，也是鎖在圖書館的一個玻璃櫃裡。馮友蘭在大陸國民黨政府時期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在臺灣也成禁書，市面上的翻版書連作者姓名也抹去。有一回，我主編的一本校內學生刊物，只因刊登了一篇美國哲學教授陳榮捷寫的「評馮友蘭的新著《中國哲學史新編》」，把一位刊物顧問孫教授嚇得臉色發白，唯恐麻煩上身。 大二那一年，有一位靠教會「交換計畫」來校教英文的年輕洋教員，常春藤名校畢業。他居然夾帶了一本當時剛出爐的新書來台，George Kerr 寫的《被出賣的福爾摩沙》。奇貨可居，同他混熟的同學可私下向他借閱，但必須保證不能聲張。那時節，讀書仿佛也成了某種詭秘行為。
不要說曾任《自由中國》主筆的台大教授殷海光寫的《中國文化的展望》是在被禁之列，李敖揭穿國民黨假面具的著作被查抄銷毀，就是與現實政治無涉的書籍，如周憲文寫的《臺灣經濟史》，也須受到審查。周著在論述鄭成功三世治台經略後，他的總結:第四章「時代的悲劇」，竟然全部刪除，還附上一個小括弧說，全文凡4000字，經略。是因為他評論在台的鄭家三代，觸動了警總人員的敏感神經，（有影射之嫌？）還是另有緣由，不免引人遐想。
事實上，周憲文的書稿早已完成多年，一直擱置。他在序言中提到，臺灣文獻委員會主任林衡道本來願意印行，但因文獻會屬省府機構，有「清規戒律」必須遵守。有些話是必須「點到的」，有些話是必須「避免的」，使用什麼名詞，都有規定。他為免麻煩，決定找私人經營的開明書店印行，結果還是逃不過審查這一關。
頑童歷險記
美國也有禁書問題嗎？廖中和在《腳踏中西：一位自由人的政治文化評論》（2015）一書中指出，如果禁書指的是政府根據法令規定，採取行政手段，強制禁止某種出版物的刊印發行及銷售，並對作者荷出版商課以罪刑，而其認定是以出版物的內容為基準，那麼現今的美國並無所謂禁書。這是因為寬容精神的法制化，思想無罪的原則得以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