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六日，香港銅鑼灣書店東主桂民海（阿海）在泰國神秘地「人間蒸發」，其他三名店員亦在深圳失蹤。據他們的親人及合作伙伴披露，懷疑他們是因為出版和銷售「抹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禁書」，而被北京當局動用秘密警察抓捕。
阿海擁有瑞典國籍，在泰國度假，仍不能倖免於中共之黑手，更不用說其他幾位家眷在深圳的香港人了。泰國警方、瑞典外交部以及香港警方已經展開調查，並與中國執法部門接觸，卻始終不得要領。該案表明，中共為了捍衛其「核心利益」（習近平執政以來，「核心利益」不斷延伸，涵蓋了領導人的「面子」），可以踐踏普世價值，進而漠視國際法。不僅香港是其為所欲為的「新殖民地」，泰國、柬埔寨、越南等週邊國家也成為中國警察隨意進出抓人的「凖殖民地」。
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中共對香港的「禁書」出版和銷售採取封堵及恐嚇政策，包括以下種種手段：中資的連鎖書店不銷售某些「禁書」、以高租金逼迫「二樓書店」往更高樓層搬遷、在海關加強對陸客購買的港台書籍的檢查、通過第三方找出版者和作者談話甚至許諾以重金收購書稿。涉及六四內幕的李鵬日記在上市前夕被封殺，即為一個典型例子。
到了習近平時代，則直接動用警察和司法力量，以莫須有的罪名嚴懲在香港經營「反動」書刊的人士。這些人士從事書刊出版和銷售，符合香港法律，卻被以中國內地的法律治罪。比如，計劃出版我寫的《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的晨鐘書局總編輯姚文田、出版揭露中國政經內幕的雜誌的王健民等人，都因踩到這道肉眼看不見的「紅線」而被判重刑。
桂民海案則預示着習近平對香港「禁書」出版業的打壓進入新的階段。此前，在泰國、柬埔寨、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中共曾動用便衣警察或收買當地警察，綁架民運人士回中國判處重刑，如王炳章、彭明等人。這些人從事顛覆中共政權的活動，中共恨不得除之而後快。如今，同樣的手段用在像桂民海這樣的書生和商人身上。
桂民海不是政治活動家，而是學者兼商人。二零零五年秋，我赴德國柏林參加國際筆會年會，與桂民海相識。桂民海告訴我，他是北大歷史系畢業的，八十年代末赴歐洲留學，獲哥德堡大學博士學位。我把新作送給他，他也送我剛剛出版的《雍正十年：那條瑞典船的故事》。我對近代西方的航海歷史以及海洋文明與民主制度的關係頗有興趣，那幾天跟桂民海有很多討論。後來，我們在香港還相聚過。再後來，聽說他長居香港，從事「禁書」出版。
香港成為「禁書」基地，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首先，這是中共對言論自由高壓的結果。沒有選舉權的中國民眾長期存在「信息（尤其是高層政治內幕）匱乏症」，陸客到香港旅遊，除了買奢侈品和奶粉，一般都會購買政治議題的「禁書」。其次，香港是一個出版自由的社會，沒有出版審查制度，一個人就可以註冊一家出版社，「禁書」出版成為一個比較容易操作的事業（這也使得「禁書」出版魚龍混雜、整體質量有待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