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總統大選已經接近最後攤牌的階段了，整個台灣島幾乎變成全民大悶鍋，大家都有說不出來的苦。苦從何而來呢？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壓力鍋裡的悶氣而不會造成爆炸呢？
檯面上的候選人早都已經發現選舉獲勝的奧秘，在攤牌的前夕，我們已經很少看到政客對自己未來如何貢獻國家的實質政見，論述自己有別於他人的治國才略。若郭台銘決定出來選，並且還是喋喋不休地說他多懂得拼經濟，大家可能也都已經聽不太下去了。政治人物早都已經看到他們要緊緊抓住台灣選民心中的恐懼、害怕和沮喪，只要瞄準這些選民心中的痛，不斷地製造新的仇恨就可以持續得點。誰駕馭了選民的憤怒和沮喪，誰就能夠掌握政權，蔡英文如此，韓國瑜如此，柯文哲更是如此。至於郭台銘，如果沒有適時地推出他新的論述主軸，他就只是柯文哲的一個棋子。
大家都變成單向度的人
選民有哪些憤怒和沮喪呢？蔡英文認為它的根源在於對中共對台灣的壓迫產生的反感，以及民眾對這些反感，在思想上的沒有出路；韓國瑜認為它的根源在於民眾對蔡英文的獨裁無力反抗，對國民黨的懦弱和內鬥無法挽回；柯文哲基本沒有中心思想，他的運作都是在挑撥英粉和韓粉之間的矛盾，用他搔首弄姿的特殊表述方式，在選民的心中製造新的憤怒和沮喪。
憤怒和沮喪原本是情感發展線上一條必然的進程，選民為何這麼沒有出息 ·心甘情願地讓這些政治人物任意地在自己的心弦上胡亂撥弄呢 ？簡單地說，就是大多數的人都變成單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
操作主義和行為主義成為思想習慣
單向度思想長久以來已經成為所謂民主國家署名的思想主軸，它是由政策的制訂者及其新聞資訊的提供者有系統地推進的。蔡英文政權把持了行政、立法、司法、監察，以及大法官對法律解釋權，它的論域充滿著自我生效的權力。這些被壟斷的假設變成實質的權力，不斷重複，最後變成令人昏昏欲睡的定義和命令。
隨著這種向度逐漸被社會所制約，思想的自我限制就更加明顯。政治哲學的進程和社會進程之間、理論的理性和實踐理性之間的相互關係，都在挑戰與回應的的浮沉中表現了出來。社會禁止各種與單向度思維對立的行動和行為；結果，一旦有人不聽話，這些脫軌的行動和行為所形成的概念就會被說成是虛幻的和無意義的。這些原本秀異的歷史的超越表現，被社會汙衊為思想所不能接受的形而上學超越。
操作主義和行為主義觀點，作為一種廣泛的「思想習慣」，變成已確立的話語權和行為領域、需要和願望領域的觀點。掌權者所設計的「理性的狡計」正如它往常的所作的服務，是為有利於現存的力量而存在的。於是，關於操作和行為概念的主張，轉過來反對使思想和行為從既定現實中解放出來的狀況，不斷地告訴大家發生真正分裂的社會本來就是存在的；那些說幹話說爽話的人本來也就應該被社會豢養的，在民主國家哩，我們應該習慣於苟活在這個氛圍裡，我們的責任只能努力地檢驗那些對立的政治個體，以及他們所設立的目標和力量，並有效性的適應這些因素，才可以發展為有效及建設性的對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