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始終企圖將中國的統治方針引導至可管理、可納入計畫控制的方向，一旦機會出現便能牢牢抓住。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香港回歸可說是一個好上加好的機會，但當時中國對香港也沒有任何可預期的單一治理方針。在香港島灣仔北填海區倉促建成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也許象徵了未來可能出現的許多機會。但鄧小平去世後，便需要甫上位的領導班子提出新的方針，而放棄極端手段的作法，也只是其中一種可能承諾採行的方式而已。我們也許可以臆測，鄧小平刻意選擇了一個只能解決部分問題的方案，但這方案卻也拔擢了幾位曾於城市或鄉村展現優秀管理能力的男性及女性領導人。這一群政治精英即所謂「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是毛澤東、鄧小平的繼承人。（譯按：毛、鄧分別為第一、二代領導核心。）最後，由鄧小平欽點為共產黨下任領導人的江澤民負責監督香港回歸的最後階段，並充分發揮外商投資的可能性。技術熟練的金融專家朱鎔基，則以總理身分確保國家銀行體系能夠長期健康發展。
江、朱兩位都是行事謹慎的人，他們也與幾位前代的領導階層關係相當緊密。但目前尚不得而知的是，作風隱密、集國家大權於一身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Politburo）是如何將大權分配給江、朱二人，又是怎樣在二○○一年前後以更年輕的管理專家兼政治理論家胡錦濤、溫家寶取而代之。不過，儘管胡、溫二人在統治大位上擁有堅實的政績，其知名度在國內外仍遠不及前代領導。一九四二年生的胡錦濤在二○○二、○三年先後就任總書記及國家主席之職，早年曾任水利工程師，也是老練的共產政治理論家。與胡錦濤同一年出生的溫家寶則是地質學家出身，於二○○三年就任總理一職，這樣的安排顯然是為了稀釋胡錦濤的大權。身為被清算的第三代總書記趙紫陽的門生，溫家寶能夠平步青雲倒是令人意外。趙紫陽在一九八九年學運期間前往天安門廣場，含淚向學生公開談話後就被拔除權位，隨後更遭軟禁在家中。隨著這種權力轉移，共產黨便迎接了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到來。依照前代領導退位的先例，胡錦濤與溫家寶應能在位兩個長達五年的任期，並預計在二○一三年退休。
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共識下所秘密任命的這一批新領導集體，將帶領為數約七千萬人的共產黨員。針對與內部成員相關的種種細節，新的領導集體投入許多心力，尤其特別著重招募青年高知識分子、企業鉅子以及媒體上的公共人物。與此同時，中國官方也在二○○五年宣布，國內總人口已正式突破十三億。這同時也意味著，共產黨又要再度面臨一系列高度複雜的組織問題，一方面在國內快速成長的網際網路之中維持高壓控制，抑制可能出現的異議，也要緊盯著國內的經濟成長與基礎建設發展。雖然中國政府的統治目前看來仍相當有效率，也企圖營造良好的對外形象，但顯然堅決不樂見有關普世人權的爭論浮現，也不見其領導集體有任何企圖深刻自省的想法。黨的權力顯然已經凌駕個人權利之上。西方知名評論家認為共產黨在第四代領導集體下的發展過程「拒絕了所有迎合西方政治制度的可能性」，並延續了第三代領導的方針，即「清除黨內具有實質意義的爭論或政治競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