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科技是世界級的科技公司，亞太總部的人事、財務功能依然放在台灣。新思科技共同執行長陳志寬表示，台灣的IC設計產業一直都是世界的翹楚，新思提供從IC設計到晶圓代工業者所需要的各種IP服務，台灣是不可或缺的戰略伙伴。
來自東協國家的獨角獸公司都有阿里巴巴、百度、騰訊的投資。阿里巴巴布局東協的金流、電商事業，AliPay已經串連了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的金流，現在也對台灣虎視眈眈。台灣基於國安理由，對於中國業者多所顧忌，但這些政策的利弊得失、後續影響無人聞問。
台灣新世代的電子工業已有超過30年的歷史了，我們對於全球環境的競合不至於一無所知，也有能力對政府、社會提出建言。只是掌權的民選政治人物，僅關心選票，卻背棄了選民的期待。
《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 Europe 1789~1848）是由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著，描述自法國大革命起，歐洲工業革命席捲全球，當時人們面對了資本流動、生活與價值觀的巨大變遷。因為所有工業指標飛躍成長，所以稱為工業「革命」。
事實上，18世紀中葉的英國，郵政、馬車交通體系已逐漸縮短城市間的距離，18、19世紀交替之際，英國鋼鐵、煤炭用量、產量都大增，資本家投資新技術、鐵路，讓效率提高，但也同時將工資壓低在最低水平，除了獲取最大利益，也成為維持工廠紀律的手段。
英國利用工業實力，購買更多的棉花，做成棉布、衣服回銷印度，並利用盈餘的資金購買亞非農奴；西方帝國主義用船堅砲利讓中國吞下更多鴉片，資本主義與殖民帝國相互為用，貪赧成為那個時代的共同語言。但也因為不平，更多人研究資本家與社會的關係，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比的研究在19世紀成為顯學，而令人傷感的是過去那些理論的探索，如今再度還原為自私的利益之爭。
過去我們強調效率前緣（Efficiency Frontier），竭盡所能的降低成本，提昇效率。一個蘿蔔一個坑，工業時代的競爭優勢被台商發揮得淋漓盡致。只是這種優勢進入物聯網、智慧應用時代後，在建構跨產業的生態系時面臨了極大的挑戰。各行其是、本位主義的穀倉效應（Silo Effect）在台灣似乎更為明顯。
其次，台灣第一代的科技業創業家，大多30來歲創業，一旦事業有成之後，要他們瞬間拋棄過去的優勢，實在是強人所難，但如果低頭看看自家企業主管升遷流動緩慢，也就意味著社會階層的流動有很大阻力。
硬體產業是分餅，軟體產業得造餅，兩者大不同。「分餅」可以從租稅、土地下手；「造餅」得有很多人共襄盛舉，生態系的建構尤為重要。政府宣布以每兩年內一家獨角獸的速度，培養台灣的新創產業。只是很多大國的發展條件與台灣不同，台灣更適合從韓國、以色列與東協國家模式中尋找獨角獸的發展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