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在香港，黃之鋒尚未出生。他一九九六年出生，十六歲時發起成立香港第一個中學生社運團體「學民思潮」，領導的反國教運動十二萬人包圍政府總部抗議國民教育科加入中學必修科目。如果不這樣做，遠在香港的周永康和黃之鋒們，就會像我的兒子一樣，無法在課堂上獲知歷史、獲知六四，以及更多歷史與真相。
那一天，香港人陳健民三十歲，在美國，耶魯大學博士生。
在湖北，李英強，十歲，小學生。
在北京，胡佳，十六歲，高中生。
在福建，曾金燕，六歲……
那一天，我們在天南地北經歷各自的人生，不曾想過彼此會有交集。這些人在三個代表對我的審訊中反覆出現─他們將成為我的罪名，我將成為他們的罪名。
那一天，在北京，田螺姑娘，剛剛出生。我不知有她，她不知有我，亦不曾在審訊中出現。我們無從預想，我將成為她的偶遇，她將成為我的偶遇─引發這一切的，還是六四─大三那年看完紀錄片《天安門》，她哭著質問父母「為什麼不告訴我六四那天發生了什麼？」她的父母與我同齡，素與獨生女兒交流良好，父親陡然色變命令她把片子交出來，他要銷毀這可怕的東西……
那一天，在香港，查良鏞，六十五歲，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同時、同由宣布退出的，還有鄺廣傑，聖公會大主教。
那一天，在香港，司徒華，五十八歲，發起了「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後來，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從事與委員身分不符的活動」停止其《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職務。同時、同由被撤的，還有李柱銘。
我與這些人沒有交集，他們的名字也未曾在三個代表對我的審訊中出現。但我卻不能說跟他們沒有關係或者他們跟我沒有關係。查良鏞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筆名「金庸」而我是金迷。金庸還是著名報人，創辦了香港《明報》，陳健民是《明報》作者，而我是陳健民的讀者。司徒華已過世多年，但「支聯會」一直都在，「支聯會」的活動一直都在，包括每年一度維多利亞公園六四集會。我雖未曾參加，但前文所引滕彪的演講，就是在那裡發表的，但我有很多朋友每年參加那個集會……
六四，跟我有關係嗎？跟我沒有關係嗎？
六四，跟我們有關係嗎？跟我們沒有關係嗎？
我家是從不談論六四的。就像我們也不談論恐懼。
一次老媽忽然問我：「六四那天到底死了多少人？」我隨口回答：「沒有確切數字，有名字的廣場母親有兩百多個。」父母都是老黨員。我媽不良於行也不會上網，除了看電視，她的生活幾乎與世隔絕。
那對話一閃就過去了，我和媽都不復提及。我們把它遺忘了，就像一個祕密。
我們容身其中的這個世界，有太多祕密。
就像我們的生命裡，承載了太多的恐懼。
六四，成為我們彼此隱祕的恐懼。
我們彼此，已經成為彼此的恐懼。
我們不著痕跡地用遺忘覆蓋恐懼，遺忘在生命之中非常隱密的地方，讓自己以為不存在。
＊作者為自由作家、紀錄片獨立製片人。著有《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行動改變生存--改變我們生活的民間力量》、《可操作的民主》等著作；先後建立了「北京手牽手文化交流中心」、「泰安愛藝文化發展中心」等公益組織，發起了「北京水源保護基金會飲水思源愛藝文化基金」。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敵人是怎樣煉成的──沒有權利沉默的中國人》（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