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許多在海外所遺留的歷史資產，含括抗戰時期的集體記憶、國軍遠征軍的足跡、囊括清末不平等條約文件的中國歷史古文物與海外僑社的認同與支持，不是收藏於台灣便是仍與屹立於台灣的中華民國有緊密的連結。當前中共即便在外交承認上遠勝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但這是經貿、軍事等現今國際格局下綜合實力的中國，談到文化與歷史上的中國，中共亦清楚，由國民黨帶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才是銜接清末的主要論述者。顯而易見，當今仍有效統治臺灣地區的中華民國實是中共在掌握國族與歷史話語權上的硬傷及芒刺。
縱然，當代國際法的有力學說主張，他國的「承認」並非構成國家的要素，但可嘆的是，國際政治之實踐卻現實不過，「與他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作為實踐方式的「承認」卻往往是一國為作為主權國家的有力證明。作為亞洲歷史最悠久的民主共和國，從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建立至今已一百又八年有餘，仰賴先輩屢仆屢起的奮鬥精神，而能從中美斷交、退出聯合國的危殆之際走出一條榮光之路，拓展了穩固的實質外交關係。對於中共而言，既然領土、常住人民、政府等要素上皆無法於短期之內滅中華民國於本，國際關係的互動模式給了中共最清晰不過的明引—剝奪外交關係的承認來絕中華民國於法理之根。
經貿與軍事實力的存在事實可以透過差距邊緣化臺灣、去了的民心可以收買，但被剝奪的法理基礎很難重整，把「國家統一」作為政權維繫根本的中共細膩如此，不得不令人驚懼與戒慎。
綜此，為何邦交國不能掉？正如外交界的老前輩一再呼籲，臺灣化的憲政秩序雖非不可，但全然拋棄近代史的話語權力，白白奉送兩岸關係中最為強力的武器，不僅不務實，更是自廢武功，恐要正中中共下懷，如何能不憂？
當然，太平洋島國的地緣戰略價值或亦是中共的重要考量，惟此面向尚需另起篇幅研析，再此先行略之，以釐清中共對台方針的真實用意為主軸。
視角轉至臺灣方面，毋庸置疑，蔡英文獲利。北京難道不知道此時動手有助民進黨明年選情？從2016總統大選前的子瑜事件、今年年初的兩岸文告大戰讓蔡政府由黑翻紅谷底反彈，已逾三月的香港抗爭更明顯不過，中共與港府對抗爭民眾的強硬姿態與手段，除令蔡政府於年初靠文告大戰翻紅的民調再次上升，也讓「一國兩制」在臺灣再無市場。
蔡政府擔心斷交成為選情的震撼彈嗎？答案恐怕也是不。即便外交危機勢態洶洶，猝不及防，其同樣有辦法透過成功的公關政策借力使力，將危機「出口轉內銷」，左一句「不會屈服」、右一句「一國兩制」，即便中華民國的主權價值與國家利益受到嚴重威脅，但因為「實乃中共打壓」，臺灣人要再次團結起來在下次選舉中展現決心、正告北京。外交失血，小英補血，北京送槍，小英撿槍，沒有意外，一氣呵成。
另一常見辯護，更堪發噱，「斷交更見中共對台打壓，請朝野同心砲口對外，國民黨不該檢討蔡政府」，在國家安全危機面前，國內的輿論方向卻執著於對岸打壓、中共要負責，完全顛覆常人對政治邏輯的想像。試問，「中共」是我國哪一個政府機關或單位？如何究責？
責任政治作為我國憲政秩序中具有本質重要性的原則，選民透過選舉賦權，政府對我國外交內政負起政治責任，就有利不利因素綜合考量，擬定政策綱領並具體執行，並由政黨政治與全民監督檢視成果。中共打壓難道非可預見？非我國對外關係經營的最大隱憂與負面因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捨既有政治互信基礎不就，視學者與專業人士一再呼籲的避險政策（Hedging）與戰略開放（Strategic Opening）猶棄敝屣，今外交利益的嚴重斲傷之責竟可以外敵因素推諉拋卸，「政府有能，人民有權」精神何在？
就此邏輯，當年我駐聯合國大使周書楷見阿爾巴尼亞的「排我納匪案」通過已不可逆，主動宣布退出，實乃中共聯合排擠所致，何以綠營仍執捉為話柄至今？馬政府時期，甘比亞的烏龍斷交，在野的民進黨力抨馬政府的「外交休兵」成了「外交休克」，理直氣壯興師問罪，可又與今日同一標準視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