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美澳相當重視、具高度戰略價值的索羅門群島與我國斷交，吉里巴斯也隨後宣布中斷與我外交關係。兩邦交國相繼與我斷交，台北與北京兩當局目標不一、價值迥異，但卻前所未有的獲益於同一場外交危機。「負責任」一詞，表面簡單，卻是知易行難，兩岸掌權者卻通通在有恃無恐的有限認知下追求短期利益，將兩岸情勢拽向無盡的衝突螺旋。
追根結柢，在這樣的危機循環中，是誰受益？又是誰受害？
北京獲益，一如受中共強迫改名的外企不會因臺灣強烈抗議而重回原本名稱，風頭一過，當"Taiwan, China"的既定名稱成為事實， 除對國際政治較有深入了解的外國朋友，長期性的名稱露出或塑成國際社會對臺灣政治地位的既定認知。長久論之，臺灣與香港何異？恐成為外國朋友面對錯綜複雜的兩岸關係，第一個存在的前提性疑問。是好是壞？當然不利於我國的外交形象宣傳。
同理，中斷正式外交關係的邦交國恰如變了心的全壘打，縱因內部政治危機或政府換屆而對舊有外交政策改弦易轍，重建與中華民國邦交也全然不會是可能採行的選項之一。若以「臺灣」作為主體的國家地位未於國際關係的互動中發展與受承認而凸出，失去邦交國的打擊就是對外關係經營的不可承受之重。
對北京來說，兩岸問題最棘手的部分絕非實力問題，實力可以靠發展，但法統及歷史話語權，在肇建至今一百零八年的中華民國仍屹立於臺灣地區的事實面前，中共沒有逃避空間。打壓固然有北京一貫性的恫嚇思維，但奪邦交國的意義絕不僅於施壓，而很大程度帶有鞏固共產黨執政正當性、侵蝕中華民國的歷史話語權與完整取得中國代表性的象徵性意義。
政權正當性穩固化的過程是政策方向與民眾回饋的循環，在內政議題上，國際社會當前所質疑的監控式管理，或可被認為是一種惡性循環的典型。因為無法確定不安定因素對社會穩定所帶來的潛在危機，於是強力的政策綱要透過垂直龐雜的官僚體系產出了一系列過激、一刀切或有違民權概念的具體政治措施。
然而，在歷史論述上，中共始終希望透過自動開放、功過並陳的要領來促成正面循環。在基層民眾普遍對當前中國大陸的政經制度並無太大反抗聲浪的背景下，主動扶正長期偏頗的歷史描述或能更穩定掌握民眾的感受。具體而言，當國民對社會政經制度的接受度較高，其對於有功有過的歷史論述也有較高的接受度；另一方面，對當前體制的滿意也會產生合理化歷史的外溢效應。
因此，對岸的論述逐漸調整為「中華民國不是禁忌的符碼，但僅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時期，自1949年以降即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主張的政府繼承（Succession of Governments）所取代。」然而，倘北京的共產黨政權自1949年即因有效統治中國大部分疆域而生全部繼承中國主權、代表權的法律效果，至1971年台北當局受迫退出聯合國前，中華民國仍擁有中國席次的合法代表權，更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事實該如何解釋？再視如今，仍隔海屹立於臺灣地區的中華民國，又該如何解釋？
就此，1982年日本法庭對光華寮案的判決曾依據兩岸政府仍隔海分治、台北當局仍實質統治台澎金馬之事實，指出中共的繼承，本身仍是一種不完全繼承（Incomplete Succession），並未完全繼承國民政府的對中國的完整主權；馬總統於任教期間，亦曾於課堂肯認此說。此一說，或可視為馬政府時期「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理論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