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上旬的某一個早晨，我在南台灣的一個傘兵基地當排長──這是我為何有「趙排」（念作丟（三聲）白）外號的原因。饅頭生涯，百無聊賴，只想退伍。冬天的屏東，天是藍的，陽光俗麗，但風也還是冷的，偶而無聲地飄下幾頂彩色的方傘──那是住在我營房後頭的「高空排」健兒們在作他們的特種傘訓。
在剛剛送來的，攤在我桌上的報紙上：約翰藍儂死了。
過了沒幾日，休假回台北，走在中山北路上，在不確定是敦煌書局還是林口書局，看到了不確定是時代雜誌還是新聞周刊的扉頁，報導著他的曼哈坦死亡，以及他原先為了當年耶誕所設計的他與小野的那一看就很恩愛很溫馨的爐邊照耶誕卡；他穿著一件很暖色的高領厚毛衣。圖片旁邊，寫著一行字，前半部大概就是說什麼巨星殞落之類的話，後半部我仍記得很清楚──直到現在： A Bright Dream Fades.
三十五年過去了。我還經常鮮明地記得那年冬日，記得那襲高領毛衣，以及藍儂式的薄唇淺笑。我喜歡他以這樣的方式留在我的記憶中。
對於另一個，且不論我如今願意否，參與到我的青少年人格形成的搖滾巨星，我對他也有好多好多的記憶──在某種意義上，超過藍儂。我還記得第一張他的唱片我是在冬雨綿綿的合江街附近的一個傳統市場邊的一個小唱片行花了十一塊錢買到的──那有著美美的封面的「軌上血」；然而我卻不記得我第一張藍儂唱片是哪張，更別提哪兒買的了。我喜歡他的押韻，特別是那首讓某些女性主義者噁心的「簡直就是個女人！」而藍儂的歌詞似乎不怎麼講究押韻。我曾經有幾個月的時間只聽他與「樂隊」或「感恩死」合作的專輯，特別是「洪水之前」那張雙專輯。在高速行進的車上，我喜歡從第二片（或第二卡？）開始聽，聽完，換第一片，當聽到第一片的「瘦子歌」時，大約就是下收費路交流道的接近赴約之時了，有各種茫昧的興奮。當然，那似乎都是像大陸板塊一般遙遠的記憶了。
但是，我將悲哀於我無法像懷念藍儂那樣單純地懷念他了。這樣想當然不應該，但我寧願他在我的記憶中停格在一種曼哈坦死亡。
一個人應當如何被人紀念？看來，竟然也由不得人。我合理地聯想起一首歌「鑽石與灰」。「記憶能帶來啥呢？鑽石與灰。」但鑽石是蓋不了那灰的，唯有反之。
＊作者為東海大學教授。本文為作者〈雜感隨筆之5〉，作者同意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