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過往，在清代的臺灣地方志中，雖然「叢談」或「雜記」等內容，於介紹風土民情時曾經出現殘叢小語的行文體制，但除此之外，有關清代臺灣的小說創作，較為人所熟知者，乃成書於康熙43年（1704）的《臺灣外記》；這本以描寫臺灣鄭氏及明朝故老事蹟而聞名的歷史演義小說，作者江日昇是福建珠浦人氏，並非臺籍作家。正由於目前資料的缺乏，筆者尚未發現清代臺灣在地文人的小說作品存世，因此要尋找屬於臺籍作家小說創作史的真正開端，實際要到日治時期以後。是以，若從有清一代臺灣本土小說書寫的匱乏，到1905年謝雪漁「最新小說」的出現來看，則1895至1905年這十年期間，無寧可被視為臺灣小說的醞釀、催生時期。那麼，日本文學的傳播來臺，尤其是同屬漢文的日本小說，與1905年臺灣「小說」欄之設置有何關係？而在此欄目出現前後，日本漢文小說對於臺灣漢語文言小說的生成，又有何刺激作用？對於本來就使用漢文作為書寫載體的臺人而言，又能夠從中取得怎樣的啟發與引導？
1.《臺灣日日新報》「說苑」欄的出現
要論及日本文學對臺灣漢語文言小說的催化意義，首先需溯及明治32年（1899）《臺灣日日新報》「說苑」欄的開闢，而稍早一年《臺灣日日新報》才剛在臺灣設立。
關於報紙之「說苑」欄，12其名稱並不單純，可能源於西漢劉向之《說苑》。當年，劉氏為了快速傳達政治理念，便利君王理解、吸收，遂放棄嚴整端莊、長篇大論之表述方式，改採故事或寓言陳述以說理；雖然如此，劉向撰著《說苑》時，卻自認符合六經要義，沒有虛構成分，當時目錄學家也未以小說來看待。然而，後人恰恰以為其中仍有荒誕不經、淺薄不中義理之「小說」成分，且其雜記故事的手法，乃至體裁特徵，對於魏晉志人小說或軼事小說也有所影響，故在衡量小說觀念、文體淵源以及小說特徵等後，最終仍將《說苑》納入小說範疇來看待（周雲中，2006，頁37-41）。因此，當《臺灣日日新報》使用了「說苑」一稱，則其在名詞使用的潛意識以及實際所載作品的相關內容上，必有近似「小說」之處。是故，若干率先刊登於「說苑」欄內的日本漢文小說，顯然是以「小說」姿態現身的，又或是作為過渡之產物。也因此，在1905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真正標舉「小說」欄，以及臺人自撰所謂的「最新小說」之前，《臺灣日日新報》「說苑」欄，不無隱含著展示近似劉向《說苑》一類作品之準小說或類小說的意味，又或者在日人眼中更已是真正的漢文「小說」的作品了。那麼顯然，說苑欄內的各類型態「小說」的刊出，無疑具有提供臺人認識小說與學習摹寫的示範意義。
事實上，首度出現在「說苑」欄的作品，便是日本著名漢文小說家菊池三溪的言情之作〈珊瑚枕記〉，13可知意義非常。而更值得關注的是，整個「說苑」欄刊載期間，多數具小說性質的作品，大抵均係日人撰寫，或係由日本文學譯寫而來者，由是遂更彰顯了一個事實：在日治初期，這個堪稱臺灣小說初始摸索的階段，報刊中的日人漢文小說，或其他日本文學的漢譯作品，宛然成為一個學習的「起點」與「來源」，甚而化身為臺灣小說史的「起源」之一。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臺灣研究學程主任。本文選自《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賴慈芸編，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