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文作者靠翻譯回銷中文世界的著作並不少見。林語堂的《京華煙雲》，翻譯的；陳香梅的情史《一千個春天》，翻譯的；張戎的《鴻》，翻譯的；嚴君玲的《落葉歸根》，翻譯的；哈金的《等待》，也是翻譯的。雖然這些作家都在中國長大，但他們一開始就用英文書寫；在英美大賣之後，再回譯成中文，其實可以理解。更不必提像譚恩美這種自己中文就不行的華裔作家，雖然寫中國故事，當然非靠翻譯不可。
但連《蔣總統秘錄》也是翻譯的，這就有點古怪了。事實上，這本傳記根本是國民黨提供蔣介石日記、國史外交秘密檔案、公文等給日本人，讓他們來寫，再從日文翻譯成中文。這樣不是很費事嗎?裡面大量引用蔣介石日記和公文，日本人翻譯成日文，譯者還不是得乖乖翻出原文來抄錄。提供原文給人家翻譯，再翻回來； 從翻譯的觀點來看，這不是多此一舉嗎？日本難道會找台灣人寫他們天皇的傳記，再譯回日文嗎？美國難道會找中國人寫羅斯福傳記，再譯回英文嗎？法國會找台灣人寫戴高樂傳記，再譯回法文嗎？為什麼只有台灣會做這麼奇怪的事情？
無獨有偶，還有一本《北京最寒冷的冬天》，原文根本就是用中文寫的，翻譯成日文後出版，台灣再競相從日文翻譯成中文出版。為什麼不找作者提供中文原著就好，非得這樣翻過去再翻過來？最近重出新版的《從前有個紅衛兵》，以前初版叫做《天讎》，當時明明作者人就在台灣，這本書卻先出英文本，再從英文翻譯成中文。這些看來多此一舉的翻譯，當然都跟政治有關。《蔣總統秘錄》應該是沒人敢寫，乾脆找日本人來寫，兜個圈子回來，萬一出事還可以卸責；《北京最寒冷的冬天》作者是逃亡到日本的，當時匿名出版，大概不敢出面。而《天讎》的作者雖然逃到台灣，但美國人大概不太信任他，還找了教授組成研究計畫，多方訪談確認種種細節，最後才幫他修出一個經過美國人核可的版本，然後再翻譯成中文，譯者也是美國新聞處選的。從這些「多此一舉」的翻譯背後，其實可以嗅到美、日、台各自的政治考量。
《蔣總統祕錄》是1973年由日本產經新聞社企劃，提出的說法是因為老蔣1974年米壽(日本說法88歲為米壽)，以傳記祝壽之意。其實中華民國與日本才剛在1972年斷交，這個提案不無扳回論述權的意味，日本產經新聞就說他們要「拿出勇氣來正視歷史」，「希望有所裨益於中、日兩民族真正友好的基礎」，台灣出版的副標為「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這個計畫得到國民黨大力支持，日方派人駐台數月，抄錄翻譯蔣氏日記、國史、外交、總統府各類檔案，最後由古屋奎二執筆。1974年8月開始在日本產經新聞報連載時，名為《蔣介石秘錄》；台北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同步連載，當時蔣介石仍是總統，書名改為《蔣總統秘錄》。中文的聯絡人是老蔣文膽秦孝儀，譯者是當時任職中國農民銀行董事會秘書的陳在俊。當時中央日報總編輯薛心鎔在回憶錄中稱讚陳在俊「中日文造詣俱深，譯筆嚴謹」。第一冊並附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