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政治家不停談論道德及德行，而我們的政治家只談商業及金錢。」更讓盧梭不敢苟同的是，知識分子似乎也成為新商業社會的鼓吹者（同時熱切保護自己崇高的地位）。伏爾泰在一六九四年出生時，哲學家代表的是一種隱居的角色，必須遠離朝廷虛華，然而等到他於一七七八年過世時，哲學家指的是積極塑造社會的人。正如伏爾泰強調：「這個世紀的精神，已經讓文人不只適合研究，也適合投入社會；正因如此，他們比過去數世紀以來的哲學家更強悍。」
德國哲學家兼神學家赫爾德就抨擊過法國哲學家的傲慢，後來許多強盛國家的知識分子也展現出類似傲慢；他們認定自己身處於最棒的世界中，而強盛國家正是一切甜美及燦爛的源頭：
在多數情況下，哲學家若以無比的信心盼望扮演上帝，並無比篤定地對世界能夠如何完美做出判斷，全心相信根據他對德行及幸福的理念，一切都能沿著筆直路線推展下去，之後的世世代代也能透過線性進程逐步抵達完美，那他就跟一個渾蛋沒兩樣。同樣渾蛋的是他總覺得自己就是終極真相（ratio ultima），是存有之鍊（chain of being）中最後、最高的一環，是一切積累的結局。「只要注意這個世界轉而走向什麼樣的啟蒙思想、德行和幸福就知道了！嘿，瞧這兒呀，我這可不是在擺錘的頂端嗎？是世界之秤指出刻度的那只鍍金舌頭！」
不過當赫爾德在政治紊亂國家內寫下這段話時，他只是名鮮為人知的居民。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是郊區織工的兒子，一七八八年，年僅十幾歲的他也一樣沒沒無聞，只是幻想著要針對推崇奢華的新理想寫出辛辣諷刺的評論。隨著十八世紀結束，歐美西方的知識分子大肆稱頌商業風氣，若古板基督教及公民共和主義者強調，經濟自我主義及感官放縱會帶來道德淪喪時，這些知識分子也表示反對。
一種全新領域的人類活動展開了，並且迅速取得至高的價值地位；也就是現在我們透過「經濟學」及「經濟」這些詞彙所理解的活動。這種活動的推廣者堅稱，所有個人利益之間絕不像蒙田所稱的彼此對立，而是能透過貿易取得和諧，更驚人的是，這種私人取得的利益完全等同公眾福祉。亞當‧斯密曾預見這種開放性全球系統的貿易出現，背後是由人們對富人的嫉妒及崇拜所推動。他推論指出，人們想要效仿並與其爭勝的本能，可以透過一種稱為「隱形之手」的機制，轉化為一種具有建設性的道德及社會力量。孟德斯鳩認為商業能讓「多餘的事物產生功用，有用的事物變得必須」，而這點能夠「療癒破壞性偏見」並推動「民族之間的交流」。狄德羅在《布干維爾之旅補述》（Supplement to the Voyage of Bougainville, 1772）中曾幻想過一種大膽享受感官的全新男人，他就彷彿一名鑑賞行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