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麗珠：似乎只能從這個角度才能為自己找到一個出路。因為如果不給自己想一個出路的話，那我們就會被那種仇恨和憤怒所埋沒。每天都有很悲慘的事發生，例如示威者被打得頭破血流，一些被迫流亡到其他國家，有三個人失去了眼睛，其中一個是印尼的記者，很多女性示威者被性侵，在警署裡被性侵，很多人受了很多的傷害，很多人自殺，很多的神秘死亡事件，不知道是自殺還是他殺，但警察不去調查。我們社會的現狀，每天都很恐怖。所以，我只能將這個現實不去看作是唯一的現實，從而我可以看得更清楚。
德國之聲：反送中運動的這幾個月時間裡，你的寫作狀態是怎樣的？
韓麗珠：我寫了很多文章，主要是專欄和詩。在日報的專欄，每星期更新三篇；周刊的專欄，每兩個星期更新一篇；另外還有文學網站的專欄，每月更新一篇。除此以外，我每星期也會寫關於抗爭的稿子。其實我的本職工作是寫小說，但目前的寫作都很零碎，還沒能完成一篇小說。寫小說需要一些距離，需要很冷靜，不能讓許多情緒掩蓋了自己。但這幾個月有很多情緒，而且現實很不安定，所以也無法在一個很安定的狀態去寫小說。
所以主要是體驗。一個寫作的人，其實並非24小時都在寫作。一部分時間，他需要去體驗。所以有時候我會上街，去行動的現場。其實我知道我能做的不多，因為我很難走得很前；但因為我有作家的身份，我需要去看，去見證事件如何發生。看完之後，我可能未必馬上能將它寫出來，但我要去感受所有人的情緒，所有人的能量，這件事如何發展，我要將自己置身其中。
德國之聲：在書展的活動中，你提到語言刺激了你的想像，可以詳細解釋一下嗎？
韓麗珠：在香港有三種語言：兩種書面語言，三種口頭語言。口頭語言是普通話、廣東話和英語，生活上用廣東話溝通。除非見到外人，否則我們不會用英語或者普通話。寫下來的語言是書面語，用的卻不是廣東話。而我想事情的時候，我不一定用廣東話去思考。可能也是由於殖民地時期的影響，我們寫email的時候通常會用英文，我們生活中的語言夾雜著許多英文。
一種語言，它帶著全套的文化價值、價值觀和背後的情緒，語言裡暗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我覺得，這完全會影響香港人所寫出來的內容。語言直接影響了我的寫作。我寫作的時候，並不是「我手寫我心」。但正因為這樣，所以每次落筆寫作的時候，我必須要創造一種新的語言給小說的世界，所以小說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並不是同一個世界。
因為語言離我的日常生活很遙遠，所以小說中的世界就如同一個洞，我可以藏身其中。在小說的世界裡，什麼都可以發生。當然，它也並非完全脫離現實世界，而是從另一個入口進入到現實。小說是虛構的，但虛構是為了要鑿穿現實生活里許多的謊言。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基於禮貌，基於社會規範，其實我們不斷說出許多謊言和隱瞞，否則的話我們的人際關係會很恐怖。而小說的世界其實是將真相還原出來，通過虛構和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