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行政法院對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凍結國民黨現金資產，做出「停止執行」裁定，認為黨產會的行政處分「違反明確性原則」，亦與不當黨產條例相關規定不符，「合法性有疑義」，想當然耳，黨產會立刻表明「一定抗告」，這場「不當黨產」官司具有重大意義，不僅止是國民黨工拿不拿得到薪水的問題，而是司法在轉型正義中能扮演什麼角色。
國民黨產，或政黨能否經營營利事業，自民主開放後爭執近三十年，歷經政黨三輪替，在民進黨全面執政後通過《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並依條例在行政院下設置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對於條例與委員會之違憲違法疑慮，論者已多，照常理這應該是一場非常精采的「憲法辯論」，遺憾的是，國會三讀過程從杯葛抗爭到表決，獨獨少了「違（合）憲辯論」；國民黨的遺憾則是國會席次少到連聲請釋憲案都被駁回，也讓大法官釋憲篇章中，少了最重要的一章：轉型正義的憲政程序。
還好，國民黨沒放棄，直接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而高等行政法院也在合理時間中做出裁定；還好，黨產會也沒放棄，決定繼續抗告，讓黨產會的「行政處分」到底有無「合法疑義」，有機會做更明確的辨析。未來不論是書面審理或還有機會言詞辯論，其論述都會是非常重要的「司法教材」，甚至「歷史檔案」。
黨產會豈會認定自己的處分「有合法疑義」？
根據高等行政法院的裁定理由，簡要言之：
第一，國民黨在兩家銀行支票遭凍結後，黨工薪水勞健保費及辦公處所租金水電費等，都面臨發不出之窘境，且已收到台北市勞工局發函限制發給否則裁罰之公函，採信其「情況緊急」之說。
第二，就永豐銀部份，黨產會的處分是禁止國民黨提領或匯出款項，形同「扣押」帳戶內存款，但又有附帶條件稱「若提領行為合於履行法定義務，或其他正當理由」，經黨產會同意者不在此限，高等行政法院質疑，永豐銀是私人營利事業，有何法律規範享有公權力「知悉並認定」國民黨的提領行為，是否合於履行法定義務？而認定是由國民黨切結擔保即可？還是有其他方法？因為諸多問題故而認定「違反明確性原則」。
第三，台灣銀行支票部份，是國民黨聲請永豐銀為發票而，由永豐銀委託台銀為付款人，國民黨和永豐銀是消費委託關係，而兩家銀行間屬付款委託關係，台灣銀行並非國民黨的「債務人」，因此也不符黨產條例足可對國民黨發出禁止令之要件；此外，在票據關係上，禁止台銀支付台支支票，實質受處分影響的應該台支的執票人，但黨產會並未以執票人為處分對象，也不知執票人為何人，如何發生「禁止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