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早像目睹了歷史性時刻，原先是因為有人殺了人，但因為大結構的問題，引發連串事件（包括反修例4個月的抗爭），現在又回到當初那個案身上，好像走了一個圈，回到原點。」
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殺人犯的家屬被無辜牽連，傳媒窮追不捨，而港媒連日亦嘗試找陳同佳家人，昨日早上，多間傳媒亦把採訪隊派往陳家樓下守候，陳放監一刻，傳媒派車沿路追訪。
有記者說：「我不斷思考，這樣追車對不對？到他的家樓下找他家人對不對？這種做法令我也覺得有一種『入侵感』，我們這樣做，和政權做的事的手法區別很大嗎？」這位記者內心掙扎着。
記者透露，他們有苦衷，因為背後有另一層的『惡』：「沒有辦法，因為我們記者這一次沒有正常的溝通渠道，所謂那個『惡』其實就是說，關於整單案件，記者只能透過一些代理人與涉事家屬取得聯繫，面對訊息發佈上的封鎖，我們只能用盡辦法，不放棄一絲線索，包括追車，在家樓下守候。」
這位記者指出一點，殺人案涉及的兩個家庭，女死者潘曉穎的家人，曾在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協助下開記者招待會申冤；而男疑犯陳同佳亦由有政協身份的基督教牧師管浩鳴擔任代理人。
記者只能通過第三者聯絡兩方：「這些代理人，不是政黨，就是政協，我看到一種權謀結構，對於案件的訊息掌握，如同零距離目睹了背後的操作，這就是我所謂的『惡』，為甚麼案件所有涉事人，無論是施害者和受害者，都被親北京的代理人掌握了？」
這位記者困擾地道：「其實連記者也是被計算之內，記者想採訪的欲望，也被計算成為『惡』的一部份。我一直在想，在新聞處理上，如何找出一條生路？我們又可以做甚麼？只要報導，就是配合了別人的計算，但不報導又不可以。暫時我也想不到突破的方法，實在太複雜，不輕易有答案。」
另一記者認同：「陳同佳那段說話的內容，像背誦稿件，好像靈魂被掏空一樣。我有一刻感到心寒，想到，有一班成人在操控着他，感到很悲哀。」
至少三名記者同意，陳同佳昨早出來見傳媒所發表的說話，並不是完全出於他自己，記者們認為，是「有其他手一起撰寫」，為甚麼呢？「你看陳同佳所使用的用字？其中，希望受害者家人能『釋懷』，希望社會給他『重新做人的機會』，這些用字都是特首林鄭月娥，或管浩鳴曾經對外使用過的詞語。」
「其實，香港的普通人，根本不在意陳同佳是不是道歉，當然他殺了人，是罪該萬死，說多少次對不起也不能給受害家庭彌補，但他現在要承擔的代價，已經遠遠超越了殺人罪本身了。修例又不是他提出的，政治人物犯的錯，怎能要他一個人承擔？」
「圍繞着他的成人，無論是中港台的人，都說透過他怎樣怎樣彰顯公義，但我看的只有不公義，所有人都在政治計算。而兩家人的父母，就更無辜了。」
其中一位站在陳同佳面前的記者記得，陳同佳轉身登車前，說了很多次「對不起」：「他不斷在說『對不起』，即使是要上車離開的一刻還在說，或許他說的一番話，全是別人要他說的，但那一堆對不起，我覺得至少應該是發自他內心吧。」
＊作者為獨立記者、香港中文大學講師。本文原刊作者臉書，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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