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這個地方與我特別有緣。透過閱讀日本文學和相關的資料及圖片等等,我和一般的中國人一樣的早就被她的特質所吸引住了。而且我也前前後後去過京都旅行很多次。但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年,我為了撰寫中日比較文學研究的論文,在左京區北白川疏水之畔的民屋住宿近一年,白天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圖書館做研究寫論文,回到住宿處則有機會與當地尋常百姓男女老少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接觸;甚至結交京都當地的朋友,學會講京都腔調的方言,因而得以真正融入了當地的生活裡層。
我所寫的論文為《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的影響》。研究的對象是中古時代中國的隋、唐時期文化與日本平安時代的文學的關係。其時間約當六、七世紀之際,對中、日兩國而言,皆為國富民強的時期,而平安朝廷之「王朝時代」盛世,尤其有賴遣隋使、遣唐使的外交活動以及留學制度有以致之。唐代與平安朝代分屬於中、日兩國的極盛時期。唐建都於長安,平安朝廷則建都於京都(當時稱平安京、自七九四年至十九世紀後半「明治維新」,才遷都於東京)。
當年,我在京都這個具有千年政治與文化歷史的都市居住一年,得以親身經歷其地,以及附近各名勝古蹟的四季行事和風俗民情,而且由今追古,利用「人文」(人文科學研究所的簡稱)豐富的圖書,也可以查看許多事情的緣由與來龍去脈。我離開臺北之前,林海音先生以《純文學》月刊社主持人的立場向我邀稿,每月寫一篇有關日本的文章。數十年前的狀況和今天大不相同,臺灣的人民不像今天可以隨興出國旅遊,介紹外國的文學作品相當有限,我便以京都及其鄰近各地為定點,每月撰寫一篇散文刊登於《純文學》月刊上。文章的內容涵蓋了寺院、庭園、古蹟、博物館、祭祀、飲食、人物及風俗民情等等。一年的留京期限屆滿後,得十數篇長短文,字數足夠輯為一本散文集,遂由純文學出版社印行了散文集《京都一年》。
《京都一年》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回想當年我三十六、七歲,生平第一次離開家人在異鄉獨居,心中難免是寂寞的難堪的,但是平時日間撰寫《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的影響》,週末夜晚則改寫遊記《京都一年》,我的異鄉生活竟變得十分忙碌而有趣。這兩種文章的書寫,在性質類別上雖然不同,但是都與我所居住的京都有關。《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的影響》是與千年前的平安朝廷相關;《京都一年》則是寫當時的京都。我同時執筆寫今昔京都,不但不覺得矛盾衝突,反而額外地得到奇妙的時空聯繫感覺。至於後來我花了五年半的時間譯注的《源氏物語》,是日本平安朝至今最富盛名的古典小說;此百萬言的鉅著中人物活動的背景或事情發生的地點,都是與京都及其附近的宇治、嵯峨等地方關聯著;那些地方,我多半遊覽徘徊過,所以譯注之際也就格外感覺親切有意思。是何等的幸運與奇緣,在這幾年當中,我不知不覺地竟以論文、散文和翻譯三種文筆書寫出與京都關係密切的書。這其間對於我個人的寫作是否產生過什麼樣的影響呢?我沒有去仔細辨析過,不過,從不同領域的文字書寫去接觸的結果,應該是有助於我對京都的認識,甚或是偏愛的罷。下面就談一談我所認識的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