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一年》出版後，我把書寄贈給那一年出任我名義上的指導教授平岡武夫先生。平岡教授寫信說：「妳比我們還清楚京都的事情，京都市長應該頒發給妳『榮譽市民』才是。」那當然是過譽開玩笑的話。但是我回想起來，當時由於臺灣人出國不易，又由於我自己有一年的期限，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所以總想要妥善地把握那有限的時間，努力寫論文，也認真遊玩，結果寫出了《京都一年》。這本散文集應該算是我赴京都的餘業副產品，但對我個人而言，竟成為其後繼續寫作散文的端倪。而且以實際體驗過的京都，印證我論文《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的影響》千年前的平安京，似乎也給了我另一種更為踏實的感覺。
其實，翻譯《源氏物語》，並不在我居留京都時的預料之中。當時因為寫論文的關係，紫式部這本鉅著《源氏物語》當然是要論及的，但我是從比較文學研究的立場切入，所以並沒有翻譯全文的必要。倒是其後返回臺灣，於一九七二年參加日本舉辦的「國際筆會」，提出以日文書成的論文〈桐壺と長恨歌〉，會後，自譯論文為中文，刊登於《中外文學》月刊。為顧及讀者閱讀時之實際比對，我把《源氏物語》之首帖〈桐壺〉大約一萬字的全文譯出，附錄於論文之後。不料，譯文引起讀者群的關注與興趣，竟然令我從此開始了為期五年半的譯事。如今回想起來，從一九七二年的四月，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那是一段漫長的時間，我的生活與過去相比，沒有什麼改變；卻添增了百餘萬言文章的翻譯。像一個跑馬拉松的運動員，我只有向前，不能後悔，不能懈怠。終於譯完。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個晚上，在最後一張稿紙上寫出最後一句譯文，然後附書「全書譯完」時的感覺。心中既欣慰又寂寞，是極複雜無人可與分享的感覺。
《源氏物語》全書五十四帖，百餘萬言，其結構龐大而複雜，所敘述的故事及於三代，登場的人物超過百人。為日本文學史上一直被公認為最重要的長篇鉅著；而經由翻譯，如今這本書更成為世界文學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二○○八年歲末，京都大學文學院舉行了紀念《源氏物語》千年的國際學術會議：「世界之中的《源氏物語》─其普遍性與現代性」。參與發表論文的學者十三人，外國籍者四人（匈牙利、英國、德國和我）。京都大學主辦這個「千載僅逢」的《源氏物語》國際學術會議，實在是責無旁貸。因為這本書的作者紫式部是一千年前平安朝廷的後宮女官，她取材於皇室宮廷而完成的這部不朽之作，所寫的故事背景、人物活動都在京都。無論與會學者或聽眾，來到京都出席這個會議，都會感受到舉目所望和足跡所履，皆是紫式部文字所繫的世界。
我譯《源氏物語》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但因在翻譯以前已經有了寫《唐代文化對平安文壇的影響》及《京都一年》的經驗在先，所以作者紫式部筆下的風景、人物、習俗、情趣等等，彷彿都有了心理上的基礎準備，除了對文字的揣測掌握之外，也比較具有一種實質的感應能力。我自己相信這些前前後後所發生的奇妙的命運安排，對於譯事是頗有助益的。
《源氏物語》一書所表現的文學情境，日本人常稱為「物之哀」（もののあわれ）或「雅」（みやび）。「物之哀」一說，最早由本居宜長（一七三○─一八○一）提出。「物」是指外在的世界；「哀」是指內心的感動。當外在的「物」，與形成感情的「哀」，達成一致的情趣境界，稱為「物之哀」。是為優美、纖細、哀愁，融合而達成的文藝美最高之理念。「雅」則是指深層的優美風格，以及高尚的品味。
做為一個產生「物之哀」與「雅」的作品的這個都市，從「平安京」到「京都」，也正因此而呈現了她的優美、纖細、哀愁的獨特風味。這是世界上其他的城市所難與比擬的。
*文章出自有鹿文化出版，林文月《文字的魅力：從六朝開始散步》，隨書附贈「而今現在──林文月和一雙兒女的作品朗讀」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