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國的脫歐公投以及美國的總統大選，幾乎所有英美的媒體、文化、學術、經濟和網路精英們都公開表達了對人民政治判斷能力的高度憂慮和不信任。
對這些精英來說，英國人民支持脫歐以及美國人民支持川普都印證了：人民沒有遠見、不負責任、容易被政客煽動、情緒性遠高於理性、沒有理性思辨、容易有有強烈保守的種族、性別和宗教偏見、抱持地域偏狹心態、排斥移民、沒有人權普世胸懷。他們分析這些「人民」多半屬於中下階層（包括了中產階層的中下段），因為經濟利益被長期剝奪，因而有種種原因出現上述特徵(read: 因為窮，所以不僅笨又壞)。
這些精英平常都是鼓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意見領袖。他們擔憂民主出了嚴重問題。但是如果希拉蕊當選，或者如果當初脫歐公投被否決，他們也會說，民主會自我矯正。到底民主出現了嚴重問題，還是民主沒有問題？
我認為英美民主出現了嚴重問題，可是我們需要更多民主以挽救民主，而不是去憂慮人民素質的低落。人民需要的是更多權力，而不是更多教育。我知道這樣的想法會嚇壞許多自認支持民主的精英。
歐美發軔的現代政治體制，雖然在19世紀中葉後逐漸確立為自由民主體制，但是整個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不管是精英政治或者民主代議政治的支持者，多對人民或隱或現地抱持上述負面看法。即使當代多數的歐美知識精英也是如此。
當代的民主代議體制把人民的權力侷限在一個個選民私下決定的選舉權（只能選擇那些精英），人民的實質政治權力被剝奪，反而是促成川普現象的民主制度性原因。這裡我們可以參考佛羅倫斯的政治理論家馬基維利的想法：人民私底下在家裡、在餐桌上的政治意見，確實經常不穩定也不可靠，但是當人民被制度正式賦予政治決策權力時，反而會戰戰兢兢行使這些權力，努力透過實質集體討論和決策過程澄清自己的想法。現在正是因為人民覺得自己的政治力量實質上完全被剝奪（選舉權趨於空洞，選誰都一樣），所以他們容易陷入困惑和奇想，經常容忍、甚至期待政治人物做出難堪、嚴苛和爆衝的政治行為，但是如果人民有實質權力做決策，自己反而不會去做這些難堪事。
在西方政治思想傳統，只有非常少數思想家真正相信人民有能力自我治理，願意設想制度和法律，在好的制度節制下，讓人民可以擁有提案、審議、決定法案、和對抗、懲罰精英的直接參與政治的能力。亞里斯多德、馬基維利和盧梭是其中的少數。其實盧梭也只能算3/4個，他的公民大會沒有法律提案權，只有否決權，而且他比亞里斯多德更不相信人民有智慧。他認為人民有的是正直，智慧則屬於精英。亞里斯多德可以算1/2個，雖然他對人民也抱持一定負面看法，可是他相信人民被制度節制後的集體政治判斷的智慧。在他設想的經過節制的民主，人民不僅有選舉權，還有檢查、對抗和否決精英決策的權利。如彗星般的羅馬共和的政治體制也有過一些很好的設計。在當代法律歷史學者的考據下，羅馬共和比當代自由民主體制，更願意提供法律和制度，讓人民能夠提案、審議、決定法案、對抗和懲罰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