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搬到矽谷時，於公於私都花了一點時間才適應。
在生活上，從出生開始住了三十幾年的城市，一下子搬到我們透過電視影集和電影所熟知的、所謂「美國夢」的市郊（sub-urb），不管是公共交通的匱乏，購物中心（Shopping Center）的大量消費習慣，餐廳服務水準的小費導向，飲食文化的重量不重質，甚至連晴朗天氣的一成不變，都讓我花了好些時間才適應。
工作上，以執行業務來說倒是沒有太大的改變。當年無線網路晶片組雙龍頭之一的Atheros一直都有很棒的全球研發環境，從台灣搬到矽谷也只不過就是時區換了，可樂免費喝到飽，一直只在電郵和視訊交流的矽谷同事們突然間變成真人版——「哇！我不知道你原來有190公分高！」——等，要不然工作方式和內容其實一樣。
唯一有個很大的差別，事後看來那不但是我最終離開矽谷（乃至於美國）的原因之一，也是這次讓人震驚的美國大選的根本病兆之一。
打從一開始，在跟同事吃午餐和閒聊中，我很快被告知一個新的潛規則：在職場要避免聊政治、性別、宗教、種族、性傾向等相關議題。
沒在美國工作過的人可能會以為這是為了避免歧視言論出現，以保護矽谷各色人種的平等。但這種看法也可以說是對，也可以說是不對。
打開天窗說亮話：這樣的潛規則其實最主要是讓大家能夠避免訴訟，而且更進一步地保護公司不會因為員工的歧視言論而被告。而且比起前者來說，後者的重要性更高，有些矽谷公司甚至把「在辦公場所禁止聊政治、性別、宗教、種族、性傾向等相關議題」這樣的規定放入公司員工章程中。
有些人可能會有疑問：員工自己嘴巴賤，愛講爭議性話題，導致擦槍走火，引起訴訟，甘公司啥事？最少台灣的大老闆們絕對無法理解這樣的事情。
要了解這一點，只要回想一下知名的「老太太自己不小心被麥當勞咖啡燙到」的訴訟事件，就應該可以恍然大悟。
美國是判例法結構，相較於大陸法系嚴定法律和罰則，判例法則是根據法庭上的辯論決定賠償金額。判例法的好處是彈性高，能隨著時代進步，而且能透過「懲罰性賠償」這個工具，去誘使敗訴者和與其他有著類似問題的人或機構主動趨向合理合法的行為。
但在這種體系下訴訟也可以從很惡劣的角度出現。以職場來說，因為告公司永遠比告個人有機會得到更高金額的賠償——只要律師能夠成功說服法官或者陪審團——因此大多數可能引起訴訟的職場個人行為，在某些嗜血的律師眼中都可以用「容許一個ＸＸＸ的職場環境，導致我的客戶受到ＯＯＯ傷害」的訴求去控告公司法人，而非引發爭議的自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