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例來說，假設當年我在職場上午餐閒聊的空檔，用滴水不漏的政策和哲學分析批評共和黨，導致支持共和黨的某位同事精神創傷，看到我就會不住作嘔無法工作，最終被公司開除。比起直接告我，他的律師可以改告公司「容許一個讓員工可以用政治議題精神迫害其他員工的職場環境」，然後主張這樣「被容許」的環境可能造成不只一位、而是將近一半的員工總數（支持共和黨的那一半）精神創傷，為了避免這樣的事情，應該追加「懲罰性賠償」等等。
簡單來說：美國是一個以對於訴訟的恐懼壓迫公民實現政治正確性的國家，這裡的工具百分之百是鞭子，不是胡蘿蔔。
這並不是說他們沒有透過教育或者辯論去引導公民在思想上進步，但扣除臨海各州（coastal states）和公立學校體系，大部分的學校並沒有誘因也沒有義務，去循循善誘年輕人做辯證並長成為完整獨立思考的公民，更不用說那些嬰兒潮世代，沒有受過現代三級教育的白人們。
因此這幾十年來美國在平等議題上的進步，其實對很多白人、男人和異性戀來說是一種「政治正確的白色恐怖」，懸吊在他們頭上的不是理性的責難，而是可能的鉅額賠償。
「我不同意你 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伏爾泰這樣說。
但如果因為恐懼訴訟，連說都不能說，連討論都不能討論，大家就會把自己的偏見藏在心中豢養著，越養越肥。每一次看到正派媒體抨擊自己其實也有的那個偏見，不公平感就更深，心理上也就更佳捍衛自己的偏見，願意接受任何能夠支持自己偏見的「事實」——不管這「事實」是不是福斯電視網那種「事實」——以及任何能夠幫自己大聲講出偏見的代言人。
只是今天那個代言人剛好是川普而已。
在我生活於矽谷的那幾年，儘管加州已經是美國數一數二的自由派，矽谷更是有色人種數量遠高於白人的一個環境——在當年我部門位於聖塔克拉拉的五十位左右同事中，只有三位稱得上是美國白人——但在生活中，不管是和汽車銷售員討論，或者在星巴克點咖啡，乃至於尋找出租公寓的過程中，我還是會注意到一些明明已經到了最邊、但被硬吞回去的可能會形成歧視的言論，往往我就看著對方打斷自己的說話節奏，笑著轉換話題。
回想起來，每一個這樣的時刻，我們都錯過了一個可以真心交談、試圖理解彼此的機會。
戰後出身斯洛伐尼亞、擅長心理分析的當代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 1949-），曾經對於政治正確性有著強烈的批評。
他當然不是一個歧視者，但他認為政治正確性只不過是另一個社會威權工具，強迫大家對於各種無法避免的先天或後天的不平等「視而不談」。更糟的是，它成為一種隱性的行為控制——就像美國的訴訟威嚇——而不是讓公民透過辯論去進化，去從打從心裡的接受差異和追求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