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哲學所退休研究員徐友漁日前在紐約一場研討會上表示，中國目前學術研究自由處於文革以來最糟狀態，並稱從2011年以來，他基本上沒有辦法在中國發表研究論文，而2015到2016之間，他在紐約就發表了6篇論文。他告訴美國之音：「特別跟以前相比，以前一年最多可以發表20、30篇，甚至更多。」
徐友渔：中国学术自由是文革以来最糟的。https://t.co/cUoSZBpCn9
— 老肖© (@szxiaojl) 2016年11月21日
學術研究被當敵情看待
徐友漁是著名的《零八憲章》首批連署人之一，也是2010年新公民運動的主要發起人之一。2014年因對「中國的和平民主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而獲瑞典奧洛夫‧帕爾梅獎（Olof Palme Prize）。
徐友漁18日在紐約新學院世界瀕危學者項目舉辦的「對學術自由的持續威脅」研討會上，與來自敘利亞、伊朗、土耳其的其他3位流亡學者，一起討論他的學術研究自由在中國遭侵犯的情況。徐友漁在1979年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畢業後在哲學所工作，任研究員直到退休。2015年11月，徐友漁開始在紐約新學院（The New School）任駐院學者。
徐友漁表示，中國全國層面的新聞報刊檢查制度本來就十分嚴格，有國家出版總局、中宣部等，「這已經侵犯了學術研究自由，但是當局認為還遠遠不夠，在各個部門還要檢查，他們提出口號叫『守土有責』，他們完全把學術研究當一個敵情在看待。」為了「守土有責」，各單位就自行加設檢查機制。徐友漁說：「這種檢查不是一道關，它有多重關，一篇文章出來，他覺得有問題，或者題目敏感，不知要經過多少關口，任何一道關口都可能被砍下來。」
徐友漁獲得的2014年度帕爾梅 (Olof Plame) 人權獎證書 https://t.co/roXEXiFER7 pic.twitter.com/bhoh3WYnmT
— 明鏡新聞網 (@MingJingNews) 2016年10月28日
社科院有兩個檢查部門
徐友漁說，他在社科院工作的時候，院內有兩個檢查部門。一個叫審讀組，「是一些退休的老幹部，研究所一級退休的黨委書記，每周開會看他們負責的本單位的文章，對本單位的文章嚴防死守。」
還有一個設在社科院的圖書館，「因為一般審讀組只能看到國內的文章，萬一發表在海外怎麼辦呢？圖書館有很多海外的報刊雜誌，他們很熟悉，很容易掌握到你本單位的人在海外發表什麼東西，這還要做一個審讀。」
中國社科院研究员、紐約New School訪問學者徐友漁 https://t.co/1wV1BdK0pV pic.twitter.com/8GJFhCNdD5
— 中國民報 (@chinaminbao) 2016年10月29日
敏感詞多到記不清
徐友漁在會上提到中國1位最重要出版社的著名總編輯告訴他的「有趣故事」，這位總編輯和其他出版社負責人每周都要到新聞出版總署去開會，會上談得最多的就是最近有什麼動向，出版系統出了什麼問題，哪些東西應該受批判，「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最近這段時間，哪些詞彙是不能在你們的出版物上出現的。」
這位總編輯說，「每周開會時就要公布一大串名詞，到最後各家（非官方）出版社總編輯都不耐煩了」，並稱「他們向主持人抗議，這也不准講，那也不准講，我們根本記不住，你乾脆告訴我們什麼可以講」。
徐友漁在紐約新學院「對學術自由的持續威脅」研討會上發言（美國之音）
懼怕社會研究源遠流長
徐友漁認為，在中國對社會研究的恐懼源遠流長，「1949年後就有這個東西了，我們從中學時就知道『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意思就是你不要去碰社會科學，以前很多社會科學都被取締，都沒有了。」他還說，1979年他考入社會科學院研究院時，1位擔任大學外語系主任的親戚一邊祝賀他一邊說，「啊呀，搞社會科學太危險了，要是沒有『社會』這兩個字就更好了。」徐友漁稱，這位親戚「是留學蘇聯的，文革中被打成蘇聯特務，吃了很多苦，所以他的這種憂慮比一般人更帶典型性。」
不過，徐友漁還是告訴與會者，中國學術自由的狀況雖然糟糕，但「冬天已經到來，春天還會遠嗎？」他告訴美國之音，雖然現在人們看到形勢的好轉，但實際上還找不到任何根據和希望。他表示：「但你說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很絕望的情況？我覺得也不對。文革那時候的壓制也是非常厲害，看不到任何光明前途。但是再厲害的控制、再厲害的壓制，它總要過去。」徐友漁說，壓制越是厲害，轉變機會的到來的也就越快，「這也是我經歷文革最重要的經驗。」
